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清風出袖，明月入懷 ——佚名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一代文人是也。

郭沫若的人品一直到現在都有人質疑，甚至還有人立下種種關於他的罪狀，說他見風使舵，四處投機。說他為了迎合當時的統治階級，寫下各種“肉麻”甚至“無恥”的言論。郭沫若自學生時代起，就傾向於參加左派運動，大革命爆發時，隨著部隊前往南方，參加革命軍，北伐戰爭期間擔任北伐戰爭部的副主任，並被授予中將軍銜。

人們對於郭沫若的唾罵，跟他的文章有一部分原因，更是源自於人們對於文人的認識在他身上顯示出來的背離。

而這個背離又和當時敏感的政府有這牽千絲萬縷的聯絡，並且，他在文學詩歌和中國甲骨文研究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而這種貢獻，是當時人們不允許出現的，他們覺得這種貢獻是不可以出現的。一個天才，去迎合政治並且迎合的如此強烈，這種反差讓人們感到失望甚至是不願啟齒。

政治敏感度上，他比同時期的大多數文人都高出一大截，他的成就也說明了他是個很聰明的人。

而郭沫若更像是那個時代的縮影，身處於那個黑暗時代的鄙視更多的體現在他身上，我們沒辦法對那個年代做更具體的控訴，而當時恰好出現了郭沫若，他似乎又是那個時代最好的反面教材，人們加諸他身上的情緒除了對他自身品格的不屑，大概還有很多對於它代表的那個時代、那群人的不屑。

而郭沫若也明白自己身處在一個怎麼樣的時代，明白自己揹負著一個怎麼樣的使命，這個文人聰明的把心思小心的埋葬在某一個地方，默默地守護這心底的溫柔。時間如流水般快速向前奔去而不復還，偉人之所以能夠在萬萬大眾中脫穎而出，在當時的時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得好”這句話是康生評價郭沫若書法所說的，康生是舊社會的文人，自小接受毛筆訓練，兩者相比並沒有什麼美醜是分。

1958年5月由郭沫若題寫，於1963年鐫刻在石碑上並矗立於黃帝陵大門前祭亭中央的“黃帝陵”三個大字，是郭沫若的一大代表作。“黃帝陵”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遺產，更是了顯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

1958年春季，黃陵縣人民託人找到主席，請求主席為黃帝陵題字，然而，主席大力推薦此時已經成為聞名全國文豪並且書法盛名十分響亮的郭沫若，因此，主席處於讓賢的考慮，推薦郭沫若來。

我們都知道，像在人文景觀題字這樣的是，體現的是當時時代的力量，並非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藝術價值。為格調統一，要更多考慮當時的地理環境，更不是誰便找一位名人或書法家，況且每位風格不同，字型不同，並不一定就適合所有的環境，其實，不管題字如何，與景觀融為一體最重要，更不是為了美觀而鶴立雞群。

郭沫若的“黃帝陵”三個字用筆靈動，結體緊緻，章法有度，看得出來郭沫若對於這三個字的看重，叢整體看“黃帝陵”三個字用筆老練，渾厚而又嚴謹，靈活而又不失書法家特有的張揚，“黃帝陵”三個字把郭沫若文人的氣質和心底內心深處的情感表現的玲離盡致。

善用於融會貫通的他，在各種書法中吸取營養，一步步逆流而上，一步步追尋書法的真諦，在書法和文章的世界裡，他融入自己的情感，加入了自己狂放和特有的溫柔，品味他書法，就可能感覺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正因如此，練就了他獨特的藝術特典“郭體”。

至今，郭沫若被世人不理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氣節”。郭沫若的文章大多都是白話文，更加的貼近生活，真實，不像其它的文章為展現自己內心的忠誠而無頭吶喊，他的大白話，更加符合的是群眾。

郭沫若忠於的是自己內心。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作歌頌人民，開一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他創作的歷史劇，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這句話是評價郭沫若的。

中國科學網中是這樣評價他的“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是歪曲事實的。從總體上說，它會推動學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應當是有批評有反批評的。”

中國科學網的客觀評價，讓很多人重新認識了郭沫若，他在詩詞歌賦，中國甲骨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字研究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這些功不可沒的戰績，使他成為了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

很多人都評價過他，有好的有壞的，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去從特別專業的角度分析，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我們知道最基本的人性就夠了。

其中著名作家巴金評價他“郭老永遠是精神飽滿、生氣勃勃的、意氣風發的情懷在他身上詩人和雄辯家、智慧、才能、氣魄、熱情和諧地結合在一起。我同郭老接觸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誠，他談話、寫文章沒有半點虛假。”巴金看到了郭沫若身上的閃光點，看到了他身為問人應該特有的獨特氣質。

子夏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