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叫康震的，我原不知是什麼人，請恕孤陋寡聞。最近看朋友圈裡，總有朋友，或隻言片語、或撰寫文章，批評他對杜甫名作《石壕吏》的解讀。也就網路檢索了下，是個上過央視《百家講壇》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博導。

康震

杜甫，有著“詩聖”“詩史”之譽的唐代大詩人。這是眾所周知的，教科書裡即有的常識。

杜甫畫像

在這個有著悠久詩歌傳統的國度，學生時代，唐詩，我總也是讀過幾首的。那時喜歡的詩人，是李白，是王維，卻不是他。

大概21年前，也就我高三那年，有次去拜訪南通籍的著名老詩人沙白先生。他問我唐代詩人裡喜歡誰，我就如實作答了。然後，他就談到杜甫，說是以後大了，會喜歡的。言下之意，讀杜甫，非要有一定的人生閱歷不可。在王國維的著名詩論集《人間詞話》裡，他也約略是把杜甫和李煜對舉的。“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而杜甫自是和施耐庵、曹雪芹同列。

我把康震談杜甫《石壕吏》的影片，找來看了，卻一目瞭然的發現，他是三不知——一不知詩、二不知史、三不知中古社會宗法制度。

一不知詩。

《石壕吏》

他說：“杜甫在這首詩裡沒有做任何的評價，他兩難啊！為什麼呢？他很同情老太太，又為國家的前途而擔憂。這怎麼辦呢？他只能不置一詞……那就是詩史啊！我們要告訴學生，杜甫的偉大在於：他完全忠實於歷史的真實，當他難以判斷和抉擇的時候，他就把它忠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去做判斷……”

這樣胡說八道的對於“詩史”的定義或詮釋，真是令人大跌眼鏡。詩歌史上有“詩史”之稱的詩人，也並非只有杜甫一個，譬如清末的黃遵憲。他們都是因為身處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而詩作中敘事體的比重較大，對當時的歷史事件有所涉及，或說反映，而被稱“詩史”。但是，詩言志（志，據聞一多先生考證，為人之心懷）、詩主情，詩的本質特性，即在於投入了詩人的主體情感。無情，即無詩。

而且，文以載道，這也是積極入世的儒家文人，自荀子以來的傳統。那麼，杜甫在創作《石壕吏》時，又怎麼可能不注入自己的情感，怎麼可能沒有自己的褒貶、反映自己的價值取向呢？詩人又怎麼可能成為如同置身事外一樣，不帶任何感情色彩、沒有任何主觀判斷的記者？

正如高明的小說作者，在進行人物性格塑造時，往往是透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去呈現；《石壕吏》作為一首敘事體的詩，也是用白描手法，層層遞進的，生動表現了當事老婦的走投無路。

眾所周知的，杜甫詩歌的風格，就是不惜用散文筆法入詩，而沉鬱頓挫。《石壕吏》正是如此，深沉內斂之中有激憤，透過對老婦在石壕吏逼迫下走投無路的生動描述，表達了對石壕吏的殘暴的抨擊，寄寓了對遭遇亂世家破人亡流離苦的平民百姓的深深同情。這樣的看法，也幾乎是傳統的定評。

“李杜詩篇萬口傳”，清代詩人、史家趙翼如是說。杜甫的詩歌創作，直接影響了後世的宋代以黃庭堅等人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直至清末的黃遵憲、丘逢甲、梁啟超等詩人，以及以陳三立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光體詩人，甚至新時期的于堅、韓東、李亞偉等注重“生活流”的詩人。

二不知史。

他說，石壕吏徵兵的背景是：“郭子儀的大軍和安祿山的大軍打了一仗，打敗啊，雙方的減員得很嚴重”，幾次三番說郭子儀和安祿山在打仗。

在我印象中，唐明皇（玄宗）當政的初期，在姚崇、宋璟為相輔政時，也有過開元盛世的好光景，後來寵幸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楊貴妃、安祿山時，爆發了天下大亂的安史之亂。叛軍的四期領導人，是安祿山、安慶緒父子，和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及史朝義父子。

而有唐代中興名將之稱的郭子儀（汾陽）、李光弼等人，則是在安史之亂的中後期出場的，早期還沒他們的事，政府軍的名將，還是哥舒翰、封常清、高仙芝以及文武兼資的地方官員張巡（部將有南霽雲、雷萬春）、顏杲卿（大書法家顏真卿之兄）等人。

杜甫寫《石壕吏》的時候，郭子儀、李光弼等人和叛軍大戰，物件是叛軍的第二代領導人安慶緒，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安祿山早就給安慶緒殺掉了。

康震連基本的史實都搞不清楚，這樣的低階硬傷，不該有。

三不知中古社會宗法制度。

他說：“誰將做出重大的犧牲？……老太太怎麼辦呢？……算了，我跟你們走吧，我還能給戰士們做早飯呢……就是獻出了兒子再獻自己……這裡面表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價值觀，就是當國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災難的時候，我們的老百姓還是毅然挺身而出的……什麼叫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傳統價值觀，這就叫價值觀啊……”

中國傳統社會，注重“以孝治天下”，這是自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層面的落地。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百姓也就注重傳宗接代，綿續香火。當然，在傳統農耕社會，因為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需要，很少見到獨生子女，基本上一對夫妻，都是多個子女。但是，不管遇到徵兵服役也好，遇到當官出仕也好，又或者是入獄服刑也罷，不論好事壞事，最起碼的，總要留一個兒子在家中奉養老人。這是儒家禮治宗法社會的規矩，是體現於制度層面的。

同時，如果兒子在朝當官，當的大大的、好好的，但不幸家中有老人去世，那麼，這官都當不成，得回去盡孝道，循例“守制”三數年（現在可有這麼長的喪假？）；皇帝破例留任的，那叫“奪情”。就拿安史之亂平叛的唐代中興名將郭子儀來說，因為要帶兵勤王，就給皇帝“奪情”留用，屬於例外；明代的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家中老人去世，他仗著皇帝年紀小，自己帝師身份，好拿捏他，玩弄伎倆，給自己辦了個“奪情”留任，戀棧不肯去職，後來就激起了持續動盪不息的政壇波瀾，導致自己死後人亡政息不說，還受到長大了的皇帝的清算；南通籍的清末狀元、大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先生，差不多40歲左右的中狀元，多不容易，授職翰林院編修，才當沒兩年，遇到家中老人去世，就不得不回鄉循例守制去了，當然後來，也由此契機，在桑梓之地興辦實業，並提倡“父實業、母教育”，又開創出另外一番新天地。

可見，儒家孝道，在政治生活中的實際支配力。在唐代，本來，也就沒有徵兵把一家男丁都徵光的規矩，制度不允許。

所以，對照再看《石壕吏》中的故事，當事老婦的三個兒子，都上前線了，死的死，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本身就是壞了制度、壞了規矩的事，如今，又來徵兵，說得直截了當點，就是抓壯丁，老婦的丈夫“逾牆走”；孫子還是嬰兒，沒法抓了當兵；最終，老太還得給石壕吏抓去，妻離子散的，做軍中炊事員。這反映出的，完全就是政權風雨飄搖的亂世之中，秩序已經崩潰，而代表朝廷的官吏殘暴到，不管平民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縱然斷子絕孫都不在乎，也要橫徵暴斂到讓他們直至油盡燈枯、什麼都榨取不出來的慘淡景象。

康震一不知詩，二不知史，三不知中古社會制度，牽強附會拿杜甫的《石壕吏》圖解“正能量”，顛倒黑白的，把老婦的走投無路、無可選擇，解讀為“毅然挺身而出”，反映“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傳統價值觀”。這樣的胡說八道式詩歌賞析，反映出的，是一種國家主義觀念的抬頭，是把國家主義價值觀，凌駕到個人利益、家庭家族利益之上，主張民眾應該無條件的，為國家犧牲一切。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史實的。

現代社會，以個人權利為本位。個人和國家之間，是種契約關係，根本上的契約，就是《憲法》。《憲法》規定了公民之於國家的種種權利和義務。除了憲定義務以外，可以別無義務，根本不應該存在，譬如《石壕吏》中的老婦那樣，公民必須無條件服從於國家利益，哪怕犧牲一切——諸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斷子絕孫的義務。

而在唐代，我國還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只有一家一姓的朝廷，和“家——國——天下”的秩序，皇權雖擁有天下，但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為本位，只要不謀逆，還有著一定的自治空間。歷朝歷代，家庭家族對於皇家的義務，底線也就是：通常情況下，不交出最後一個兒子——不管是當官，還是當兵，還是坐牢。朝野之間，之於儒家禮制，是有默契的。那時，民眾也沒有必須絕對的、無條件地服從、不惜犧牲一切的的義務。

儒家亞盛孟子說得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雄才偉略的唐太宗李世民，比喻君權和民眾的關係，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來就沒有百姓對政權負有無條件服從，不惜犧牲一切的義務這麼一回事。民眾，不是政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