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莊襄王三年五月，13歲的贏政繼承了王位，即歷史上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秦王政初期，由於年幼，朝政大權由太后和相國呂不韋掌握。這時，就客觀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言，秦國已經具備了完成統一事業的條件。但是，其國內政治上還存在著嚴重的障礙，即太后聽政，形成呂不韋和嫪毐兩大集團，不能專心致力於統一事業。秦王政九年，22歲的贏政開始親理國事，為排除障礙、進行統一戰爭，做了如下一些準備。

政治上準備鏟呂、嫪集團

呂不韋原是陽翟的大商人，家累千金。

為了搞政治投機，他利用各種手段幫助贏政的父親異人得立為秦孝文王的太子。後來異人繼承王位，呂不韋便當了秦國的丞相，兼任贏政的師傅，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10萬戶，有家僮萬人，食客3000人，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

莊襄王死後，呂不韋被尊為相國，號稱仲父，權傾天下。呂不韋還利用自己的權勢，按照自己的想法，召集門客們編纂了部內容龐雜而規模宏大的理論著作《呂氏春秋》，企圖“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 以便影響和控制秦王政。

除呂不韋集團之外，太后的親信嫪毒也組成一個陰謀集團。

嫪毐本是個流氓，後來在呂不韋的幫助下，詐稱宦者，得任侍中，長期在太后的身邊。他因深得太后寵愛，太后臨朝，逐漸壟斷秦國的朝政。太后封嫪毐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其封國，勢力不在呂不韋之下，嫪毒還和太后商定，將來要由他和太后的私生子來取代贏政的王位。

呂、嫪兩大集團的存在，把朝野上下分成兩派，既影響著政治上的集中統一，又威脅著贏政的安全與地位，對秦國進行統一戰爭、完成統一中原的大業，構成了嚴重障礙。秦王政九年四月，正當贏政為了親自執政去到雍的蘄年宮舉行加冠和佩劍的典禮之時，嫪毒乘機作亂髮兵，準備襲蘄年宮，企圖殺害贏政而奪取秦國的政權。

這一陰謀被贏政及時覺察，立即派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兵還襲嫪毐。雙方戰於咸陽城中，叛軍被殲數百人，嫪毐兵敗逃走。嬴政下令在全國嚴加搜捕，不久將嫪毒及其同黨全部捉拿歸案。同年九月，嫪毒被處死，夷其三族；其同黨也受懲罰；其舍人四千餘家被奪去官爵，遷往蜀地，從而剷除一大禍患。

接著，嬴政繼續窮治嫪毐集團的案件，事連呂不韋，遂於次年十月免去呂不韋的相國職務，令其回到河南洛陽的封地。但是，呂不韋的政治影響很大，在免相歲餘之後，仍然有“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

這種情況的存在，不論對秦國或贏政本人，都是個潛而巨大的威脅。

贏政深恐發生意外變故，又進一步採取措施，令呂不韋全家遷徙至蜀。呂不韋自知難逃嚴懲，於秦王政十二年服毒自殺。其全族被籍沒為官奴

隸，其同黨被陸續遷徙至蜀。

在清除呂、嫪兩集團的過程中，曾一度產生極端、偏激的情緒，一些宗室大臣們提出：“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在呂不韋免相之後，隨即下了一道逐客令，凡是原籍非秦國人而在秦國做官的客卿，全部

驅逐出

境。其中有個客卿李斯是楚國人，也在被逐之列，他臨行時給秦王嬴政留下一封諫書。

書中說，秦穆公任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等人，才得以開地千里，稱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秦國才有今天的富強；秦惠文王任用張儀，才破壞了關東六國的合縱抗秦；秦昭王任用范雎，才使得秦國的公室強大，杜絕了私門。

這些人都是客卿，他們為秦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不分是非曲直，把客卿統統趕走，實際上等於讓他們去資助秦國的敵人！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上書後，頓時省悟，即時取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進一步提拔重用，由長史擢為廷尉。

除李斯之外，其他有才能的客卿也同樣得到了重用。如大梁的布衣之士尉繚，在秦王政取消逐客令後來到咸陽，態度十分驕矜，晉見時亢禮不跪，秦王政竟能屈已待賢，“衣服食飲與繚同”，並提拔他做了國尉。這樣，前後經過三年多的鬥爭，清除了呂、嫪兩大陰謀集團，整頓了內政，選任了賢能，鞏固和加強了政權建設，為進行大規模的統一戰爭掃除了政治障礙。

外交準備

離間關東六國的合縱秦國的軍事實力雖然十分強大，但關東六國一旦聯合起來，秦國就沒有決勝的把握。

因此，能否有效地制止關東六國的合縱抗秦，是統一戰爭成敗的關鍵所在。

為了防止和破壞關東六國的合縱，秦王政在清除呂、嫪集團的同時，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開展外交活動，以配合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秦王嬴政十年，李斯建議說：“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並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秦王嬴政所採納，遂定下了統一中原的決心，並陰遣謀士遊說諸侯。在統一戰爭開始的前夕，首先發動起強大的外交攻勢。

同年，尉繚也向秦王政建議說：撥重金去外交。這個建議的實質與李斯的建議相同，當然也被秦王政採納，遂從國庫中撥出鉅款，不斷加強對關東六國的間諜外交攻勢。

在這一攻勢中，取得顯著成效的有謀士頓弱、陳馳、姚賈等人。他們都長期活動在關東各國，緊密結合統一戰爭的實際情況，採取各種手段分化瓦解敵人。其中，頓弱重點活動在韓、魏、燕、趙。他向秦王政建議撥款遊說別國。秦王政給他萬金後，他有效地爭取了韓、魏、燕等國，孤立和削弱了秦軍的重點打擊物件趙國。陳馳主要活動在齊國。

他以重金收買齊相後勝和賓客，賓客紛紛勸齊王建朝秦，以致齊國長期處於鬆散狀態，直至最後，齊王建仍然“聽陳馳，遂入秦”姚賈主要活動於楚國。在統一戰爭開始之前，關東曾一度出現“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的動向，姚賈自告奮勇，出使楚國及他國，用縱橫捭闔之術。

拆了關東的合縱行動。姚賈一連在外3年，其活動影響很大。

後來韓國的使者韓非入秦，對姚賈進行人身攻擊，企圖破壞其外交活動。姚賈得知後，同李斯合謀，終於說服秦王政，從而使秦國的外交攻勢進一步深入發展下去。以上就是秦國所發動的強大外交攻勢，其核心在於破壞關東六國的合縱，確保軍事進攻的各個擊破。

軍事準備

制定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秦國自從商鞅變法、國富兵強以來，對關東六國長期執行的都是蠶食戰略。由關中向巴蜀、中原逐步發展擴大，奪取了大片土地，消滅了巴、蜀、義渠、西周、東周等很多弱國，卻沒有消滅關東六大強國中的任何一個。有幾次出現過消滅魏、韓、趙、楚的機會，但都被錯過，以割地議和而告終。

秦昭王晚年曾企圖改變戰略，首先吞滅趙國，發兵圍困邯鄲3年，結果被關東的合縱聯軍所擊敗，因而未能實現戰略的轉變。

繼而又恢復了蠶食戰略，直至秦王政初年。

秦王政十年，在李斯、尉繚、頓弱等人建議下，秦王政下決心要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這標誌著秦國放棄了傳統的蠶食戰略，開始執行兼併六國、統一中原的戰略，從而在思想認識上以及外交鬥爭和戰爭實踐上，都真正實現了戰略的轉變。

戰略轉變後，秦國所確定的最基本方針，就是對關東六國要各個擊破。這一方針是從無數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得出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秦王政、李斯、尉繚以及頓弱、陳馳、姚賈等謀士群的共同認識。上文所述外交攻勢，就是圍繞這一基本方針展開的。基本方針確定後，還必須解決重點打擊物件、具體戰略部署的問題，亦即各個擊破首先從何國入手的問題。

對此，秦國上層集團的認識頗不一致，經歷過長期的爭論和猶豫。

爭論的焦點是先滅韓或先滅趙以及先滅楚的問題。秦王政十年，李斯提出的建議，他認為韓是秦的

腹心之病，歷來為諸侯合縱攻秦的先導，必須首先滅韓。為此，秦王政當即派李斯去遊說韓王安，企圖誘騙韓王安來秦入朝，然後一舉攻佔韓國。但是，韓王安在其謀士韓非的勸阻下，沒有接見李斯，使李斯的計劃落空。

次年，秦王政發兵攻趙，揭開了統一戰爭的序幕。但是，在對趙作戰的過程中，又往往同滅韓、攻楚問題交織在一起。秦王政十二年，正當秦、趙交兵之際，秦王政下令發四郡兵助魏伐楚，任命秦將辛梧為秦魏聯軍的統帥。由於秦國上層集團對此認識不一，加之楚國及時開展了外交活動，致使辛梧拖延出兵達6個月之久，最後不了了之。

秦王政十四年，也是正當秦、趙交兵之際，秦王政讀到韓非所著《孤憤》、《五蠹》之書，感慨頗深，想見其人，李斯遂建議發兵“急攻韓”韓王安被迫遣韓非入秦。韓非到秦國後，給秦王獻策，系統闡述統一六國方略。分析秦和六國的政治、軍事、地理形勢，提出很多的建議。

由於他抨擊李斯先滅韓的主張，李斯說韓非的建議“終為韓不為秦”遂致韓非下獄而死。這些情況表明，統一戰爭雖然已經開始多年，但秦國上層集團在戰略部署的決策上仍然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從統一戰爭的實際過程看，先後16年，前期對趙作戰9年，後期對楚作戰5年，在滅趙的過程中滅了韓，在滅楚的過程中滅了魏、燕，最後滅齊。

由此可知，其戰略部署的基本思想是：重點打擊趙、楚，先趙後楚，各個擊破。

這一決策是正確的，抓住了重點打擊物件問題。當時關東六國中韓、魏最弱，幾乎對統一戰爭構不成障礙，但其地扼中原，先滅韓、魏容易促成其餘各國的合縱。齊、燕也較弱，對統一戰爭也構不成嚴重障礙，且距秦較遠，各個擊破自然不能從齊、燕開始。

唯楚、趙兩國較強，各個擊破的關鍵就是要避免對楚、趙同時作戰。

楚實力雄厚，距秦較遠，先打楚勢必曠日持久，左翼側後易受趙軍威脅，有陷入兩面作戰的可能。

相反，趙距秦較近，其軍戰鬥力甚強，是秦軍東進的首要障礙，先打趙不易引起各國的恐慌，右翼同楚國之間有韓、魏作緩衝，又有嵩山和伏牛山脈作掩護，且楚剛剛遷都於壽春，一再回避秦軍，無意西向與秦為敵，因而可穩妥地避開兩面作戰。

結語

所以，各個擊破首先從趙國開始最為有利，一旦破趙，便掌握了全域性的主動權：韓、魏變成囊中之物，可隨時順手牽羊；楚國失去了趙國的呼應，比較容易解決；齊、燕更加孤危，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以上就是秦國戰略思想轉變和形成的過程。其決策是正確的，但經歷了長期的爭論和猶豫，直到秦王政十七年滅韓之後，秦國上層集團才真正統一了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