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馬球運動流行範圍，主要限於上層社會，上自皇帝，下及貴族官僚、諸軍將士、文人學子、富家少年，多迷戀之。球場幾乎遍佈宮城禁苑、顯貴宅第、諸道都邑和軍隊駐地。馬球競賽司空見慣，其盛況在中國古代堪稱空前絕後。

為什麼唐代馬球運動流行的範圍囿於上層社會呢？

依據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大凡時尚流行，皆須以一定的經濟條件為基礎，以社會的相對富裕和相對閒暇為基本前提。唐代馬球運動的流行同樣也不例外，而且實際上對經濟條件的要求，更遠遠高於當時其他的體育專案；其所需器材、場地裝置，諸如球、球杖、球場、駿馬乃至球衣、馬具等等，不僅要求質量優良，並且消耗量還很大。

以球場和駿馬為例，球場為馬球運動專用場地，須寬廣、平坦、堅實、潔淨，三面圍以矮牆，一面建有觀禮臺。唐人詩賦有云：“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繚逶迤。”“廣場惟新，掃除克淨；平望若砥，下看猶鏡；微露滴而必聞，纖塵飛而不映。”諸如此類的生動形象的描寫，足證唐代馬球場規格標準之高，工程耗費之巨。再看馬球運動所需要的駿馬。

數量眾多且品種優良、訓練有素的駿馬

乃是馬球運動必備的主要條件。這些駿馬必須膘肥體壯，奔跑速度快，反應靈敏，耐力強，要像唐代文獻裡所描寫的那樣，能在寬廣的球場上“東西驅突，風回電激”，“迅若流電”。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駿馬良驥，在長時間的激烈比賽中，有時也難保不發生運動事故，唐人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也承認“馬或奔逸，時致傷斃”的事實，並且援引同時代人劉鋼的話說：“打球，一則損人，二則損馬。”

據此可知，馬球運動不但對駿馬質量的要求十分嚴格，同時又對駿馬的數量提出很高的要求。故而唐人有所謂“宛駒驥駿”，“善價千金未可論”之說。僅以上述球場和駿馬為例，已足見馬球運動堪稱是一種高標準、高消費的體育專案；其賴以流行的基本前提條件，必須一是社會經濟的相應發達，二是時尚“領潮者”與“趕潮者”的相對富裕和閒暇。考察唐代社會發展的狀況，可以說這兩項基本的前提條件均已具備。

先就前者而言，唐代社會經濟在前代的基礎上

又有長足的進步，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養馬業，都呈現出空前繁榮發展的局面；手工業部門以其達到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欲滿足馬球運動對場地、器材、服裝的高質量的巨大需求，已經綽有餘裕。尤其是當時異常興旺發達的公、私養馬業，有所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的美譽，更構成馬球運動賴以流行的至關重要的物質保證。詳見筆者所撰《唐代馬球風靡之謎》和《唐代體育》，茲不贅言。

這充分表明，唐代社會發達的封建經濟，已為馬球運動的流行奠定了堅實雄厚的物質基礎。再以後者而論。毫無疑問，上述唐代豐饒的物質條件，還只是泛指社會財富的總和而言的；實際上，這些財富在社會上，乃是以社會成員透過一定的“分配”方式而分別佔有的形態存在的。這就意味著，社會上各種物質需求不同的體育運動所能流行的範圍，其實又是與不同的社會成員、階級或階層所分別佔有財富的真實狀況密切相關的。

總結

唐代作為一個封建社會，其社會財富的“分配”所造成的結果，依然是貧富懸殊的基本格局。分別生活於唐代前、後期的著名官員李嶠、李翱曾先後明確指出：“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夫先受其害”。另一方面，又如天寶十一載”兩相對照，唐代下層社會與上層社會之間貧富懸殊的狀況已可略見一斑。因此不言而喻。

縱然是在封建經濟繁榮發達的唐代面對馬球運動這樣高標準、高消費的體育專案，“貧弱”的廣大民眾（即下層社會）也只能望洋興嘆，而唯有“廣佔良田”、富裕且有閒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上層社會），才有能力趨之若鶩。我們認為，唐代馬球運動之所以始終僅僅流行於上層社會，根本原因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