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約爾祖孫三代，立志為中國人而活，為中國人而死，正應了聖經裡面的一句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任何不能為中國捨身的意念，都會令我萬分沮喪。——臺約爾

臺約爾是誰？

或許你知道1807年第一位來中國的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或許你聽過1865年創立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但臺約爾，這位馬禮遜的學生、戴德生的岳父，卻少有人知。

倫敦傳道會是一個致力培育並差派宣教隊伍的差會，當中為人熟悉的宣教士有馬禮遜丶米憐等，而有一位偉大的宣教士，卻被許多人，甚至研究教會史的專家忽略，雖然他侍奉主只有短短十六年，但他對宣教事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馬禮遜所稱道的神僕丶金屬活字的創始人丶在亞洲創辦女子學校的先行者丶戴德生的岳父，他的名字叫臺約爾（Samuel Dyer）。

臺約爾1804年生於英國倫敦，後在1827年攜妻譚瑪莉赴馬來西亞檳城向當地華人傳教，除了馬來西亞，他還曾奉差會倫敦會的命令，前往馬六甲和新加坡宣教，於1843年病逝於澳門。他為中國人興辦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為中國人創造了現在使用最廣的明朝印刷體、還將晦澀難懂的文理本聖經翻譯成淺顯易懂的淺理本聖經（半文半白，沒接受過太多教育的人也能讀懂），在和合本發行之前他所翻譯的委辦本是使用最廣的中文聖經。

他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少年時期（1804-1827）

他出生在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在他16歲那年，他們全家搬到帕丁頓，加入非國教教會帕丁頓教會，臺約爾也是在那裡正式接受他父母的信仰。在當時的英國，基督教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派系：聖公會（英國國教）和非聖公會（改革宗、信義宗、循道宗等等），前者有政府背景，由國王領導，接受政府津貼，後者是由一群虔誠的基督徒組成，領導由大家推選，活動經費來自信徒的捐款，所以後者一般比前者對信仰也認真許多。

在他決定前往中國宣教之前，他的夢想是當一名執業律師。18歲那年，他考上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讀法律（劍橋不是按照專業劃分院系而是按照宿舍劃分院系）。在劍橋的第二學期，他受到當時的傳教差會倫敦會傳教士密德師母的影響，決定放棄在劍橋的功課，當一名宣教士。

4個月後，他寫信給他的父親，告知他的理想：

親愛的父親，——我知道在家裡無人比我更愛您，也無人比我更感到與您相離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須離開您，我也願意；事實上經過慎重的考慮和禱告，如果您也容許我的話，我願意將自己委身在救主的工場上，更直接地被他所用，成為在異地的傳教士……。。

由於對兒子的理解，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兒子不會亂來，答應了他的請求，併成為他最忠實的支持者。得到父親的允許後，年輕的臺約爾正式向倫敦會提出申請：

理事先生：此信為要將我自己推薦給你們一向所從事的傳教大業；故此，容我向你們簡介我個人的背景與觀點。……。。

很快，倫敦會批准了他的申請，他正式進入了宣教準備期。1824年8月臺約爾進入高士坡神學院就讀，接受必須的基礎訓練。在校期間他深得老師的喜愛和稱讚，寫信給他父親表揚他：

親愛的先生：您的兒子離開高士坡，比我預期的還早；因此，我本想託他帶信給您，就沒有機會了。我對他在各方面的表現，至為滿意；他敬虔、謙卑、溫和、熱誠，且天資優異、勤奮向上。將來在異教之地，他必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傳教士……。

馬禮遜一八二四年回到英國之後，到各地宣傳在東方傳教的需要，鼓勵青年獻身事奉上帝。為此他於一八二五年一月倡議成立「世界語言學會」（The Universal Philological Society）因為世界語言學會，又於六月在倫敦開設「語言學院」（Language Institution），馬禮遜每週有三天到學院去講授中文，據知有十三人參加上課，其中有多位將到東方傳教的教士，包括修德（Rev。 Samuel Kidd）和臺約爾。

馬禮遜更體會到東方婦女教育工作的重要，成立了一個婦女教育傳道會，有多位婦女響應，在馬禮遜家中上課，其中有一位譚瑪莉小姐（Miss Maria Tarn），她便是日後的臺約爾夫人。

檳城時期（1827-1835）

完成基本訓練後，臺約爾和太太正式前往馬來西亞檳城，與1827年8月28日到達。此時的檳城十分需要人手，唯一的馬來人傳教士貝滕先生因為工作十分繁重，身體損耗極大，可是當時的臺約爾夫婦並不是被派到檳城而是華人居多的新加坡工作，看到當地的需要他主動考慮留下，並且得到了倫敦會恆河外傳道部以及代表團的許可。

來到檳城做華人工作，之前所做的準備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5個月後，他可以用中文寫信，向領藥的中國人傳福音，並且用官話講道。可是當時懂官話的華人不多，大部分人只會閩南話（因為當時檳城華人大部分來自福建）。他很快發現官話和方言之間的不同，甚至是差距。在給家鄉的信中，臺約爾寫道：

……。。。。我很驚訝中國話竟是這麼難學。雖然，我們會說官話，說話與官話相近的人，可以很快知道我們在說什麼。然而，此地絕大多數是福建人，他們不懂我們所說的。因為中國方言分歧之大，可使廣東人所說的，對一個福建人來說猶如化外之言……。。。

當時臺約爾的工作並不順利。在和中國人的交往中，他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友善的民族，他們對免費的聖經和宣傳冊非常感興趣，卻對基督教抱有慣有的一種態度，即不反駁、不辯論、不相信。在給自己牧師的信中，他寫道：

許多人前來，有些人要醫藥等物品，我努力向他們傳福音。他們雖同意我所說的，卻不相信，我感到無能為力。對我們而言，我們就是撒種，至於發芽生長，是這是那，我們並不知道。……

除了宣傳基督教，他們還建立了女學。他們希望能夠開辦4所學校其中2所是女學，並且，也有女孩願意來上學，可是好景不長，受制於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環境，女學很快就停頓了。1830年2月6日，他給倫敦會的報告中寫道：

……我很難過地通知你們，我們所辦的中文女子學校已經停辦了大約十個月。這試煉對我們可謂不小，對師母尤然。……。我親自跑遍了全城，分發這些傳單，幾乎無一遺漏，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效果。

除了事業的失敗，他們還剛剛失去了自己的愛女，雪上加霜的是倫敦會恆河傳道部還出現了同工貪汙事件以及多位同工離世，為此二人短暫搬到馬六甲工作，於1831年3月底重新回到檳城。此時的臺約爾終於不再是一個新手而是一位老練的工人。

為了保證工作的效率，以及對總部的服從，他率先創立了恆河外地區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的恆河外傳道部，起草了規章。規章如下：

……凡使用傳教站印刷機出版之印刷品，需經三分之二委員透過，有關政治性或爭議性之作品，需經理事同意，否則不得印行。……。

除此之外，因為從馬六甲學到的經驗，檳城的華人中文女子學校終於覆校了，並且還實現了建立2所女子學校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此時華人的觀念有了重大突破：1、對女子受教育的偏見有所改變；2、以前是傳教士求父母，現在需要向傳教士報名；3、當地老師願意配合宣教士的工作。

後來接續他們工作的戴伊文對臺約爾夫婦有非常中肯的評論：

她們的努力至終是成功的。他們所設立的學校，後來英國國內外都注目，也成為設立者滿足的喜樂。……

在教育之外，臺約爾還致力於鑄造活字，今天中國最常用的明朝印刷字型就是他創造的。在檳城，他完成了鑄造活字的準備工作，估算出大概需要多少個字範，多少錢以及招募專業工人。他在此時還發現了中文聖經的許多翻譯錯誤，決心重新翻譯一本新的聖經。

馬六甲時期（1835-1839）

因為倫敦會內部的一些人事問題，以及中英關係的變動，倫敦會決議抽調臺約爾赴馬六甲為將來進入中國做準備。1835年10月26臺約爾來到馬六甲，開始新的侍奉。

這裡的工作要比檳城簡單許多。中國第一所近代學校英華書院就坐落於此，臺約爾夫婦到來後，英華書院又迎來了一個大的發展時期，1836-1837年原本不到40人的英華書院連續兩年人數高達整整70人，為此不得不加蓋宿舍。

另外，這裡有許多華人基督徒，並且人數也在加增。1835年有30位中國基督徒，1836年，參加崇拜的人日益穩定，1837年的最後一天一共有18位華人成為基督徒。

在鑄造活字方面，臺約爾已經開始鑄造鋼模，倫敦會支援了他許多物資。1836年2月打造3000箇中文字。範的費用已經籌足，1836年4月6日，臺約爾已經開始監督中文活字鑄造廠的運作。

在聖經翻譯方面，臺約爾確立了三大原則：1、簡明易懂2、忠於原文3、文詞典雅，並在這三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下開展了翻譯的初步工作。

因為臺約爾夫人身體不好，所以他們曾經短暫回英國休養一段時間。

新加坡時期（1842-1843年）

在教育工作上，當時的新加坡很多女孩子被販賣為奴，剛來到此地不久，臺約爾夫婦就在家中開辦了女學。但是沒過多久因為中國大門開啟在即，只能將學校交給東方女子教育協會，後來，這所小學校成為現在大名鼎鼎的聖瑪格列學校。

在印刷上，他們搬來了馬六甲的印刷機，重新開始印刷並且組建了新的裝訂廠，恢復了中文出版，並且在這裡重新進行造字。

不久之後，他們就撤離了新加坡，前往香港，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四日出席第一屆傳教士大會，進行進入中國內地的預備工作。臺約爾在香港聖經翻譯會議之後，順道訪問廣州，瞭解倫敦傳道會在該地工作的情況。

可是當臺約爾返回新加坡的時候，不幸感染熱病，在澳門逝世，享年39歲。十月二十一日安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埋在馬禮遜牧師的近旁。

澳門基督教墳場的臺約爾墓碑

臺約爾是倫敦傳道會繼馬禮遜之後死在中國的第二位傳教士，他能安葬於馬禮遜牧師，很有意義。

臨終前，臺約爾寫給孩子和妻子的信表達了無盡的愛和愛主之心。他給妻子譚瑪莉的訣別信中說：

「讓我埋身在此，埋身中國；如此，藉我們的埋身之地，贏得中國歸屬基督。但，不！我親愛的妹子，我豈不是還要再見你丶還要再次親吻你，再次擁你入懷嗎？」

臺約爾病逝後，其夫人亦不幸於一八四六年離世，遺下有一子兩女。長女寶麗娜（Burella Hunter Dyer， 1835-1858）、二女瑪利亞（Maria Jane Dyer， 1837-1870）繼承母志，7 年後的1853年兩人來到寧波，同父母同窗艾迪綏女士（Mary Ann Aldersey， 1797-1868）主辦的女校任教，成為中國女子教育先軀。

由於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到了寧波傳道，結識到瑪莉亞，兩人志同道合結為夫婦。

戴德生與妻子委身中國的心志除了影響三名孩子成為宣教士，更影響了戴德生的心志。戴德生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與臺約爾跟妻子訣別所言的如出一轍。

參考資料：

戴紹曾，張陳一萍，《雖至於死—臺約爾傳》

鄭子遴，尋找宣教先驅的故事：臺約爾，基督教週報第 2362 期（2009 年 11 月 29 日）

浩然，臺約爾牧師是馬禮遜牧師的學生，基督教週報第 2221 期（2007 年 3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