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內侍制度演變的主體趨勢，是由部落制向漢制過渡，置官漸繁多，職權劃分也漸趨清晰，部門意識漸強。但囿於鮮卑舊習，漢制內侍系統的建立並不能阻礙任職的內侍人員向內侍系統外的朝官、軍職或地方官遷轉。史載北魏內侍出任朝官或地方官者俯拾皆是，“大者令僕，小者卿守”。清人趙翼也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在《廿二史劄記》卷一四“魏以奄人為外吏”條言到：後魏多以奄人為外吏。

《楊範傳》謂，靈太后臨朝，中官貴者，皆許以方岳，故宦寺多為外吏。今考《魏書》，不自靈太后始也。蓋魏時籍沒之制甚嚴，凡官吏有罪者，一經籍沒，則婦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孫，知義理有才具者。趙翼所言內侍為外吏不自靈太后始，自不待言，但他將內侍出為外吏的現象單純歸結為閹人多為士人子孫而有才具，恐失之單薄。因為北魏以內侍為外吏非獨閹人為然，士人亦如此。趙翼誤在即預設北魏內侍皆為閹人，故得出此結論，可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士人充當內侍，以之為進身之階，再轉而為朝官、地方官者比比皆是，此亦容易理解。如前面提到的諸鮮卑勳貴及楊氏等漢族門閥子弟，許多均是以內侍帷幄起家的，但他們很少有終身充當內侍的。這就說明了在北魏早期，內侍系統並無特殊之處。及漢制的逐步建立與閹人加入到內侍的行列，舊習未移，不會因為一些閹人的生理身份而改變全體內侍人員的仕途遷轉。所以終北魏一朝，大體上來說，內侍系統是開放的，其人員與其他系統處於相通的狀態，他們可以在內外職間來回遷轉。所以內侍中的“奄人為外吏”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魏書·閹官傳》中此類甚多，無需一一贅舉，但有幾點需要指出：所謂內侍系統之開放是相對的，且其開放程度在北魏前後期也是不同的。北魏早期內外遷轉之便，自無需多言。惟北魏後期，“中官內侍貴者”“皆許其方岳”。玩其語氣，即“出為方岳”，也就是跨出內侍系統是有一定條件的，也即是內侍中的顯貴。雖然在《魏書·閹官傳》中所載之宦者幾乎人人均曾擔任過朝官或地方官，但列名於史書中的必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相信，一輩子困死於內侍系統中的中下層人員必定佔多數。北魏前後期的這種變化，也正好反映了北魏改革雖汲取漢晉舊章，但在操作上仍存在鮮卑舊日習慣。

內侍出任地方官，除了作為對內侍顯貴的一種榮寵，有時也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存在。孝明帝即位初，“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乃出中給事中王溫“為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出中尹楊範為“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按龍驤將軍在當時是從第三品，其品秩是高於中給事中和中尹的。那麼高陽王雍的這種做法應當就是崇其品秩，奪其內職。

其他如小黃門平季“以忤旨出為潞縣令”，小黃門張景嵩、毛暢因受靈太后猜忌而皆出為郡守，皆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