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內侍掌握了相當高的政治權力

北宋晚期，徽宗、欽宗政治惡劣，在外任用蔡京等奸臣，而在內則任用以童貫為首的諸多內侍，北宋晚期似乎在童貫身上找到了晚唐宦官的影子，其

“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除開府儀同三司，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出使契丹。

內侍童貫掌握了朝廷軍事，乃至政務大權很長時間，使得自神宗以來重用內侍，以達到皇權專斷的目的在徽、欽二帝時更為凸顯，更加體現此點的是徽宗朝內侍參與政治資訊傳達的活動。

眾所周知，徽宗喜歡以御筆手詔等來直接干預朝政，往往學者多以蔡京為靶子，似乎多出自蔡京之手，其實則不然，徽宗更為信任的乃是內侍，不少徽宗御筆，其實都是內侍梁師成之屬

“習仿奎畫”而來的。

內侍童貫

內侍陳衍能夠將不利於他的奏章全部藏匿，而偷偷地將一些與外廷的呂大防往來，並以合密賜大防妻，這些都在皇帝的視野之外便可完成。甚至關乎統治者身體健康的資訊，也能進行封鎖。

內外的距離感，加強了內廷尤其是皇帝自身資訊的保密，而內侍卻可以透過得天獨厚的條件得以掌握。所以，在徽宗時期，不僅在軍事活動中，以童貫等為代表的內侍，打破了宋初不除宣徽使和節度使留後以上的禁令，而在官階上成為

“三公”銜，同時掌握了兵權。

在政治活動中，以梁師成為代表的內侍們，借用徽宗筆跡和御筆手詔的專權方式，掌握了相當的政治權利，而且這似乎又可以看作，是明代宦官司禮監掌握文字的由來。

內侍童貫府

宋高宗繼續任用內侍掌權

靖康之變後，宋高宗即位，在南宋初期，由於帝位的極不穩定，金兵的連續侵入，使得高宗難以控制政治局勢，而其身邊人又以內侍居多，自然而然的會如同徽宗一樣，繼續任用內侍掌權。

如以藍珪、康履為代表的內侍，當初都是康王趙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等到趙構當上天下兵馬大元帥，他們便在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可見政權愈加不穩，透過內侍將資訊的有效傳達成為高宗的選擇。

康履依靠著特殊時期高宗的信任而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等對南宋朝廷，頗為倚重的武將加以管制，妄圖操縱兵事，染指政務。

宋高宗

影響南宋內侍專權重要事件是？

而眾所周知的事，影響南宋內侍專權的一次重要事件發生了，就是

“明受之變”，苗傅、劉正彥等武人趁機發動叛亂，其中之一便是要求誅殺內侍。高宗迫於形勢誅殺了一批信任的內侍，而之後僅剩內侍十五人。

這一事件成為自神宗重用內侍，到徽宗高宗內侍權力到達頂峰之後的一次大的清洗，一如後梁朱溫大殺晚唐宦官一樣，使得北宋中晚期以來的內侍參與政治軍事活動受到打擊，之後在南宋很長時間內，再無內侍擅權的出現。

高宗之後，深受苗劉之變的影響，一則限制武將，二則限制內侍，首先是從機構上加以整合，高宗紹興三十年，兩省變一省，無論從事務上還是人員上都一再加以限制。對於犯罪的內侍，尤其是與武將交往的內侍，高宗亦嚴厲地加以處罰。

宋代內侍

繼位的孝宗延續了這樣的政策，

“欲令入內內侍省立定員額，限以官品年格，遇有闕依條施行。”不僅如此，孝宗還從此廢止了自晚唐五代，甚至是本朝宋太祖以來的內侍典兵制度，大大削弱了內侍的活動空間。

並且在政治活動方面，光宗也下詔將內侍的活動空間，重新與宮廷緊密相連，彷彿如隋唐初年內侍省一般，許可權就是服務內廷，不再參與外朝事務，也不被允許與外朝兵將接觸，甚至限制了犯罪的內侍東山再起的機會，將永遠避免不了帶著

“祗候”的頭銜。

宋代內侍

內侍在南宋發揮政治軍事資訊傳達的作用

雖然，隨著政權的穩定，皇帝依然願意信任內侍，並且授之權力，如內侍甘昪為入內押班，與曾覿、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王相勾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

但甘昪用事二十年，除了招權市賄等並無其餘記載，並且輕易被朝臣所打倒，更多的都是像它一樣的靠依附著皇權，而買賣官員進行貪腐的情況，這與掌握權力，參與政治活動相去甚遠。

不過在制度層面，內侍在南宋發揮政治軍事資訊傳達的作用，於戰爭時期仍然在依照北宋以來的慣性，以皇帝金牌為代表的命令，是由入內內侍省來下發的。

同時在資訊收集層面，軍頭引見司成為了在登聞鼓院等之外，民間法律上訴的一種渠道，內侍也在地方官監察和選任層面，有著推薦的權力。

宋代內侍

宋孝宗讓內侍官僚化，從制度上加以規範

在內侍選拔上，因為南宋面臨的軍事壓力和對軍事人員的重視，讓軍頭引見司的官員，由政事堂親自除授，這顯然是希望將軍頭司內侍任用權收歸中書門下，讓宰執在內侍任用中發揮更多作用的一種標誌，顯示著宋孝宗希望外廷從選人層面，來制約內侍的軍事權力。

對於外廷而言，內侍的磨勘應該以

“歲數倍之”來定案，但其實，皇帝將內侍的磨勘與文武官一致，確是從制度上將其徹底外官化，繼續了宋初以來的制約方式，讓內侍磨勘與外官一致，消除了不一致的現象，那麼就在管理上讓內侍更加官僚化，從制度上加以規範，有了同樣的選官和升降程式，那麼弄權的空間也就縮小了。

宋孝宗

南宋中晚期重重弊政的表現

不過南宋中期以後，依然有一些內侍憑藉著皇帝的信任加以擅權，尤其是對於人事權的干預，藉以排除異己。光宗的性格缺陷，導致了內侍作為其親近之人的信任，在孝宗時期受到限制的內侍陳源得到重用。

似乎不僅入內內侍省下屬機構，甚至相關機構都為其掌控，理宗對其寵愛有加，命其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甚至在其死時，理宗還想追封其為節度使，但是就是如此，其政治活動在於影響皇帝任用部分官員，收受賄賂，政治權力異乎尋常。

但是仔細觀察南宋中後期而言，此時政權外臨大患，內有權臣，諸多因素導致了內侍雖然專權跋扈，但是往往需要與外廷權臣相勾結，並且他們的政治訴求，看起來更多表現為收受賄賂和操縱人事，但是對於政權的影響力和政治決策過程的參與度而言，並未超過北宋，因此或許只是南宋中晚期重重弊政的表現之一。

參考文獻來源：《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