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西巡時，山西巡撫禮給隨康熙出巡的史部尚書李光地等人列了一筆賬目，這是他為迎駕已花費和將要花數的線財：“行宮已費十八萬，今一切供還得十五萬。”李光地很是驚訝，因為康熙出巡，向來聲稱“沿途一切供御，皆內廷結備”，不需地方再行花費，還曾嚴厲警告地方督撫，要求不準為了迎駕或者給隨駕人員送禮而搜刮民財，否則一經查出，絕不寬恕。

噶禮為迎駕出的錢，當然不是像揚州鹽商那樣取自自己的腰包，那麼他這行為簡直就是在公開抗旨了。不過令李光地不解之處在於，禮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處罰，康熙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忽視，彷彿這位精明的帝王根本沒有注意到上述細節。

李光地敏感地意識到，噶禮敢於如此無視聖諭，同時又連康熙都不對他嚴查，說明他一定有一個勢力不小的後臺。事實也確如其所料，噶禮屬於“太子黨”，他的後臺不是別人，正是太子。太子視鳴禮為心腹，暗中派他到南方挑選少男少女，又聘用戲班名師教這些少男少女唱戲，當太子隨康熙至西安時，禮便巧作安排，“每一站皆作行宮，頑童皆隔歲南方名師教習，班列其中”。因為有太子在康面前為禮說話，即便喝禮沒有遵旨迎駕，又屢次被御史彈効“貪夢無厭，虐史吏害民”，他的官位仍舊坐得穩穩當當。

南巡期間，太子更是如同進入花花世界，個人行為已經到了恣意放縱的地步。康熙後來承認，太子在巡幸中經常擅離行宮和御舟，“朕巡幸陝西、江南、浙江等處，或射內含，成初舟，未建步出，未堂一事民乃初同伊屬下人等，行形戾，無所不至”，已成示納斯之所。太子也並不是只在隨父出巡時オ尋花問柳，他的這一行徑可以一直追溯到“匪人事件”，在此之後也沒有得到根本收斂，康熙得到報告稱，“太子不改沉於酒色之舊習，他私心腹到十三個高的省份勒索財高，強存美女”。

進退維谷：在第五次南巡時，康熙之所以把太子帶在身邊，一方面是已不放心把他單獨留在京城，另一方面則是像之前出巡一樣，旨在使大子“習地方風俗，民間疾苦並促其洗心革面，這實際也是他為喚程太子所做出的最後努力。可惜的是，大子始終無法體會皇父的一片苦心孤，種種劣跡令康越尬至極，也失望至極康熙在處理索額圖的過程中，沒有對“大子黨”窮根究底，這使太子在中央和地方仍舊擁有不少羽現。

兩江總督阿山與山西巡撫鳴禮一樣，都屬於太子心腹，為取悅於太子，他準備在自己所轄地區增稅，用於為巡幸鋪陳排場。江寧知府陳年認為康熙已對此明令禁止，予以堅決反對，阿山只得收回成命，但對陳年忌假在心，便與太子串通，伺機進行報復，太子也由此被證實不僅私德敗壞，而且扶植黨羽，干涉政務。龍源離江寧不遠，乃南巡的必經之途，太子、阿山膽大妄為，竟然派人將頃和汙物放在龍行宮的御床上，康熙發現後自然怒不可遇，太子便乘機把責罪推到陳勝年身上，同時敦促康熙處死陳鵬年。

康熙向大學士張英徵詢意見，張英表示他了解陳鵬年的為人，擔保陳鵬年斷不至做出這樣的事。康熙也覺得事情蹊蹺，可是太子仍在旁邊一再攛掇，堅持要將陳鵬年定為死罪，康熙只得把陳鵬年及一些大臣都叫來，當面子以責問。限看陳鵬年罪責難進，與他私交不錯的兩準巡鹽御史曹寅立即出面為其求情叩頭為地”，直至“額血被面”，康熙這才順勢寬恕了陳年。

“太子黨”並不甘心，一年後又由阿山出面，彈劾陳鵬年“不將聖訓供設吉地”，要求將其立斬。康熙已認定陳鵬年是個好官，為了對他進行保護，遂採取安協折中的辦法，革除陳鵬年的職務，將他調京城修書處效力。太子對政務的干涉並不僅止於地方。吏部郎中陳汝弼是康熙朝有名的“鐵面包公”，他在吏部負責管理地方官的調動、升遷，由於拒絕按太子黨成員的要求給子官職，因此遭到忌恨，反以受贓枉法而遭彈劾，隨即交刑部審訊，刑部審訊的結果是：按照陳汝收受贓物的數量和性質，應處紋刑！

康熙不相信陳放強會貪汙受賄，令三法司堂重新會審。三法司堂即都察院左都史、刑部尚書及大理寺，但這三個位置上的官員都是太子的人，他們在沒有獲得口供的情況下，即維持原判，認定刑部初審無誤。所幸康熙的親信、工部尚書王鴻緒也參加了會審，並從中瞭解到主審官員們進行逼供、製造偽證以及收買會審官等細節，康熙透過他知曉了事情真相，隨即示意李光地予以力保，將陳汝免除死刑，以革職遣送家鄉論處。

陳汝弱真正得以昭雪，還是後來的事，在康熙的親自過問下，誣陷陳汝鳶的官員被集體問責，遭責間、處分者達四十餘人之多，成為京城一大案。問題在於，康熙明知內情，為什麼不當時就還陳汝弼以一個清白呢？還是因為太子！雖然康熙從未點明太子於預了陳汝弼案，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一人之下，當朝除了太子，沒有誰能夠驅使和調動這麼多老資格的大員來製造陳汝弜案，甚至為此順倒黑白。

既然太子已捲入其中，康熙就不得不選擇時機，予以慎重處置。太子舊習不改，說明他不成器，不孝和涉入政務則意味著，朝中已呈現兩大權力中心分立之勢，這讓康熙進退維谷一一針鋒相對吧，父子感情不存，太子地位不保，但若繼續包容，他自己又可能大權旁落，甚至落得悲慘下場。1706年初，京城久未降雨，康熙的心境也如同天氣一樣，“聯心時刻未安”，但對於“太子黨”，他仍竭力避免與之正面交鋒，“凡京中渾賬人等指視等事，一概過去碰到棘手難題，康熙往往都會與孝莊商議，雖然祖母已經不在，但他仍期不聽才好”。

望她老人家的在天之靈能夠給予自己啟迪，或者直接喚醒太子。當年，他帶太子巡幸京畿，盛夏又同至避山莊，返京後即同謁孝陵、昭西陵，莫酒舉哀、默默祈禱。康熙憂心仲忡、苦惱不已，而太子想的卻是另外一樁事。那就是讓皇父下旨繼續南巡。經過幾次南巡，康熙已認識到它會給沿途官民增加一定負擔，因此當兩江總督阿山提出請他閱視防汛工程時，他以不必親往閱視為由加以拒絕。此後諸大臣又一再叩請他接受阿山的建議，康熙就此事奏聞孝惠太后，孝惠建議接受大臣們的懇請：“皇帝躬臨指授，於地方民生甚有神益。”

1707年1月，康熙頒旨，宣佈接受太后的建議，開始第六次也是康熙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南巡。此時由於運河結冰，南巡必須靠人工鑿冰開道，康熙一行花了個月時間才到達了阿山所說的防汛工程的工地。到了那裡一看，發現工程根本不可行，倘若強行施工，不但要破壞民田房舍，還要毀民墳家乃至鑿山穿嶺，但當初阿山提議時所呈交的圖紙顯示並沒有這些問題。

後來康才知道，此工程本來就存在爭議，河道總督張鵬等人認為不可以開，“而阿山獨強以為可開”，而且遞交了與實際施工方案完全不同的圖紙。原來這是“太子黨”為了促成南巡而偽造的一個假河工計劃，但既然已經出京閱視河工後，康熙自然只能按計劃繼續南巡。有了上次南巡的經歷，他格外留心太子不在自己身邊時的行蹤，果不其然，一路上，他不斷接到關於太子胡作非為，瘋狂搜尋美女和姣好少年的報告，至此，太子突然熱衷於南巡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