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已於5月1日正式實施，垃圾分類問題受到各方關注。5月19日，民間環境公益組織零廢棄聯盟舉辦了“道不遠人——《垃圾分類新時尚系列案例》釋出會”，邀請到上海、廈門、成都等地5個案例的作者進行交流分享，併為北京市垃圾分類建言獻策。

作為垃圾分類的關鍵要素，頂層制度如何設計和執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體系及立法作用淺析》作者、上海愛芬環保專案主管韋璐介紹到，上海立法前就透過多方探索，發現“黨建引領”和“定時定點”是最有效投放方式；而立法明確了分類責任在居民，並透過社群黨組織牽頭，居委會、物業、業委會組成工作組，喚醒居民責任。“有位居委會書記的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先動起來，才能讓居民從遲疑的觀望者變為積極的行動者’。”韋璐說。上海還嚴格執行“不分類，不收運”，倒逼生活垃圾管理責任人確保分類純度；城管執法、考評結果的公開，讓全社會知道政府的決心和信心。此外，上海市不斷吸收市民的合理化建議，完善考評指標（如設立洗手盆），也讓上海的垃圾分類最終獲得了民心。

有了頂層設計，社群動員如何有效落實？

福建環協副秘書長黃厚新說，廈門也十分重視社群相關方協調的作用，在《垃圾分類動員精細化管理——廈門市思明區前埔南社群的實踐案例》中，社群原本出現問題就在於各方職責不清、督導員隊伍也缺乏經驗，於是居委會引進了第三方公司對自身、督導員、物業進行培訓、指導、規劃設計。在撤桶並點後，透過督導員登記臺賬掌握每戶居民是否已經養成分類習慣，對尚未養成習慣的居民進行定向溝通，真正實現了精細化動員。黃厚新藉助MAX模型提醒道，一些城市聘請第三方的作用是傾向於運營保障，投入大部分資金招聘人員，進行二次分揀，而較為忽視在地力量的組織協調、培訓宣傳、督導考評等工作；一旦財政無法持續投入，垃圾分類系統就很容易出現倒退，甚至崩潰。為此，最大限度地發揮在地力量，利用在地條件，支援參與構建可持續的社群垃圾分類系統顯得尤為重要。

廚餘垃圾分類清運處理體系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能不能做垃圾分類？

成都根與芽專案總監魏蔚透過《廚餘垃圾就地資源化——以成都市八寶街社群王家塘街 12 號院為例》，說明即使在2017年成都市許多社群還對垃圾分類無動於衷、且對接不上廚餘後端清運的情況下，社會組織的行動也有可能實現分類和廚餘在小區內自然迴圈。這樣的案例，她們後來在遵道鎮、郫都區都有實踐，並非所有小區都適合或有條件就地堆肥，但是，“在做就地堆肥的小區，更多的居民會覺得分類是有價值的，從垃圾分類的旁觀者變為踐行者和堅定支持者；這個過程還往往幫助社群提升了議事能力，居委會、社群自組織的治理能力也得到加強。”魏蔚說。

在現實中，為什麼社群對垃圾分類會有冷有熱？如何才能成建制推進？

廈門市的一條成功經驗是用好考評這根“指揮棒”。《垃圾分類考評機制——廈門市區級第三方垃圾分類監督考評案例》中的第三方社會組織廈門好貓的創始人張水龍表示，廈門的考評以居民參與率等結果性指標為導向，成績納入政績考慮，並且把考評結果向社會通報，壓力逐級傳導，最終形成一盤棋，極大調動了各級各部門、乃至居委會等社群各類相關方的積極性。張水龍強調，“需要注意的是，考評並不是上級給了一個表格，第三方就根據那個表格一個個打分，而是要與主管部門持續、及時閉環反饋，找到當前工作的痛點，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進建議，這才能真正體現考評第三方的價值。”

北京垃圾分類做得怎樣？如何才能迅速提升？

在分享完其他城市的經驗後，嘉賓對北京市垃圾分類的情況進行探討。零廢棄聯盟政策主任謝新源介紹了《多元主體共治共享的垃圾分類體系——北京市昌平區的“興壽模式”》。他說，在北京市區許多小區仍然靠二次分揀的時候，在興壽鎮各村垃圾分類已經形成了人人動手的模式。來自民間的鄉土重建團隊從辛莊村開始落地實踐，並及時總結經驗，獲得北京市層面的關注，隨後與鎮政府緊密合作，實現在鎮域各村成建制推廣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分類。興壽模式中，各村透過啟動儀式宣誓垃圾分類“今起執行”，隨後數週內村幹部、志願者跟隨保潔員上門收垃圾，逐戶指導分類。謝新源說：“村幹部代表著權威性，志願者則代表專業性。興壽鎮的志願者基本來自下苑村，她們的目標很明確：勸導、示範，直到村民自身行為改變，而不是單純的介紹，更不是‘代勞’。因此，志願者不能靠‘自學成才’，而需要系統的團隊建設、理念培養和技能培訓。”

對於北京市區內的垃圾分類情況，謝新源首先肯定到，在2017-2019年這段時間，儘管仍有相當一部分小區靠二次分揀，但廚餘垃圾分類收運體系已經基本構建起來，“然而，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很多居民不知道自己小區在做廚餘分類。建議要在小區顯眼位置都設立標識牌，指出分類投放點的位置；並且廚餘桶-車對接的照片、影片應當多宣傳。‘被看見’是垃圾分類很重要的部分，許多人做分類不是為了積分，而只是希望自己分類的努力不要白費。”謝新源說。主體責任怎麼分配也很重要。今年5月1日之前，基本是街鎮將廚餘收集對接操作和居民動員工作以外包的形式交給第三方垃圾分類公司；而後者並不擅長動員居民，加上街鎮對他們的考核指標以廚餘垃圾分出率為主，居委會基本完全置身事外，因此這些公司往往選擇二次分揀代替了居民分類。只有重新捋順各類主體職責，真正讓居民履行分類義務，形成分類習慣，垃圾分類的成本才能降低。

在垃圾分類推動過程中，不時會聽到有人說“我們小區都是高收入人群，很難接受意見”，有人說“我們小區拆遷戶多，素質低”，有人說“我們小區以租戶為主，不好管”。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博士後李長軍經過長期對比研究發現，垃圾分類的好壞與樓型、居民收入這些背景條件無關，只要完善便利的設施、告知居民主體責任、志願者值班等關鍵措施從整體上到位，垃圾分類的效果都會有較大幅度提升。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陸健總結了垃圾分類中的十個經驗教訓，包括使用智慧垃圾桶、對居民進行積分獎勵、二次分揀、管理體系碎片化、垃圾焚燒與垃圾分類關係等問題。他認為在新一輪的垃圾分類政策實踐開啟的當下，非常有必要對過往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總結，避免再走彎路。

北京市應當如何建立垃圾分類長效機制？

謝新源認為，短期內，採取黨建引領多方參與的動員工作機制和撤桶並站的收運模式很重要，但從長期看，要對居委會和物業實行雙激勵。對於居委會這種具有行政性質的單位，應當以考評作為主要激勵手段，主要指標應定為居民參與率。而對作為市場主體的物業，建議主要靠經濟槓桿來激勵。北京市新“條例”將物業作為生活垃圾管理責任人，但目前對物業的收費機制卻是按照預估的垃圾量來定額收費——即使物業透過垃圾分類減少了混合垃圾量，但垃圾費卻不會減少，使得垃圾分類對他們來說變成了吃力不討好的事。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園林垃圾不能進入生活垃圾處理體系，物業需要自己付費外運處理，因此有些小區就採用就地堆肥來解決。“我們建議真正建立混合垃圾按照實際清運量收費、並且費率應高出分類的廚餘垃圾較多，物業才有動力開展垃圾分類。計量收費制度如果真正落實，無疑將成為北京垃圾分類的一大亮點。”

最後，本次釋出會主持人、深圳零廢棄發起人毛達博士總結道，迴歸本次釋出會主題“道不遠人”，垃圾分類是遵循自然之道，但這不意味著故作高深、遠離眾人，反而應該真正發揮各類主體的能動性，落實在具體的社群、鮮活的實踐者、每一位居民身上。

活動現場與會嘉賓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