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現代時期，人類除了試行各種不同的政治體系，還有許許多多的經濟模式。俄羅斯的波耶（Boyar）貴族、印度的大君或印第安的部落首領，對於金錢、貿易、稅收和就業的想法都截然不同。相比之下，除了一些細節上的差異之外，今天幾乎人人相信的都是同一個資本主義，也覺得大家都是同一條全球生產線上的小齒輪。不管你是住在剛果（金）、蒙古、紐西蘭，還是玻利維亞，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經濟財富都遵循同樣的經濟理論、同樣的企業和銀行制度、同樣的資金流動。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財長共進午餐，他們能夠用同一套經濟語言來溝通，也很容易瞭解及同情對方的痛苦。

“伊斯蘭國”佔領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片國土後，殺害了數萬人，炸燬了歷史遺蹟，推倒了雕像，有系統地毀掉了過往政權和西方文化影響的符號象徵。但當“伊斯蘭國”計程車兵走進當地銀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國總統的肖像、用英文寫著讚頌美國政治與宗教理想的語句時，卻不會燒燬美國的這一象徵。因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廣泛認可。雖然美元本身沒有價值（不能拿來吃，也不能拿來喝），但全世界對於美元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信心如此堅定，就算是宗教激進派、墨西哥毒梟和專制統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說現代人在哪方面最為同質，大概就是對世界和人體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麼你住在哪裡事關重大。在歐洲，教區神父大概會說你讓上帝不悅，想要恢復健康，你就要捐錢給教會，到聖地朝聖，再真誠祈求上帝饒恕你。或者，村裡的女巫可能會說你被惡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雞的血幫你驅魔。

在中東，受古典傳統訓練的醫生可能會說你的4種體液不平衡，要靠適當的飲食和惡臭的藥水來加以協調。在印度，阿育吠陀醫學專家也有自己的理論，講究三種能量（doshas）之間的平衡，並建議用藥草、按摩及瑜伽來治療。不管是中國的郎中、西伯利亞的薩滿巫醫、非洲巫醫，還是美洲印第安巫醫，每個帝國、王國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傳統和專家，各自對人體和疾病的本質持有不同的觀點，也都各自有著全套的儀式、藥劑和療法。其中有些療效驚人，但也有些幾乎一出手就等於必死無疑。在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種醫療實踐當中，唯一的共同點就是至少有1/3的兒童無法活到成年，人們的平均預期壽命也遠低於50歲。

時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裡的影響比過去小多了。不論是在多倫多、東京、德黑蘭，還是在特拉維夫，所有醫院看起來都大同小異，醫生都穿著白大褂，過去也都在差不多的醫學院裡學著同一套科學理論。他們會遵循同樣的醫療方案，進行同樣的檢測，得出非常類似的診斷結果，接著還可能開出由同一個國際藥廠生產的同一種藥物。雖然仍然存在細微的文化差異，但不論是加拿大、日本、伊朗，還是以色列的醫生，對人體和人類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伊斯蘭國”佔領拉卡和摩蘇爾之後，並沒有拆毀當地的醫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醫生和護士發出呼籲，希望他們自願前往提供服務。這樣看來，即便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醫生和護士，也同樣相信身體是由細胞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體引起的、抗生素會殺死細菌。

這些細胞和細菌是由什麼構成的？整個世界又是由什麼構成的？1000年前，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來解釋宇宙是什麼、有什麼基本成分。但到今天，全球受過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樣一系列關於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的理論。以伊朗和朝鮮的核計劃為例，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伊朗和朝鮮對物理學的觀點完全與以色列和美國一模一樣。如果伊朗和朝鮮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國根本不會在意它們的核計劃。

雖然人類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國家認同，但只要講的是實際議題（例如，如何建立國家、打造經濟體、興建醫院或製造炸彈），就能說幾乎所有人都屬於同一個文明。分歧當然還是會存在，但不論哪個文明都必然存在內部分歧。事實上，文明可能正是由這些分歧所定義。要界定身份認同的時候，我們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徵，但這是錯誤的。如果改為列出共同的衝突和困境，界定起來會容易得多。例如，1618年，歐洲並沒有單一的宗教認同，而是由宗教衝突定義。要當一個1618年的歐洲人，就得對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加爾文教派與路德教派之間的微小教義差異瞭如指掌，而且願意為了這些差異而殺人或被殺。如果活在1618年，卻不在意這些衝突，這個人或許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絕對稱不上是歐洲人。

同樣，1940年，英國和德國雖然在政治觀點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希特勒並不比丘吉爾“不歐洲”。相反，正是他們之間的爭戰，定義了歷史上這個時刻作為歐洲人的意義。相較之下，位於非洲南部、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庫恩人（！Kung）絕不是歐洲人，因為對他們來說，歐洲內部那些關於種族和帝國的衝突真的毫無意義。

我們最常發生爭吵的物件，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認同是由衝突和困境來定義的，而不是由共同之處來定義的。在2018年，怎樣才算是一個歐洲人？並不是要有白面板、信仰耶穌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爭論關於移民、歐盟、資本主義的限制等議題；還要不斷自問：“我的身份應如何定義？”並且擔心人口老齡化、消費主義猖獗，以及全球變暖。21世紀歐洲人面臨的衝突和困境，與1618年和1940年的歐洲人大不相同，反而與其貿易伙伴中國和印度越來越相似。

無論未來會有什麼變化等待著我們，都可能像同一文明裡的兄弟鬩牆，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糾紛。21世紀的巨大挑戰將是全球層面的。當氣候變化引發生態災難時會怎樣？當計算機在越來越多的方面打敗人類，並在越來越多的職位上取代人類，又會如何？當生物技術讓我們能夠為人類升級、延長壽命，會發生什麼事？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爭論和衝突，但這些爭論和衝突並不會讓人類相互孤立，反而會讓我們更加相互依賴。雖然人類距離建成一個和諧社會還很遙遠，但已經屬於同一個熙攘的全球文明。

這樣一來，又怎麼解釋目前有一股民族主義浪潮正在席捲全球許多地區？或許我們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時，過快地否定了過去美好的國家和民族？迴歸傳統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是解決緊迫的全球危機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會帶來這麼多問題，為什麼不乾脆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