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的一天，保定市永華路南小學一建築工地發現一處元代窖藏，其中就有青花釉裡紅鏤雕開光蓋罐兩件，此外還有青花海水龍紋帶蓋八稜梅瓶2件、青花八稜玉壺春小瓶1件、青花八稜執壺1件，共6件元青花，還有其他種類的瓷器5件。

不難看出，保定窖藏元瓷，以其複雜考究、新穎獨特的工藝，顯示出元代最高的制瓷工藝水平，並以最能體現皇家身份標誌的白龍、麒麟、鳳紋、金彩等裝飾，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皇家和貴族氣韻。郭學雷介紹，保定窖藏元瓷，工藝模仿金銀器工藝，首創模印懸空浮雕技法，為元瓷中最複雜、最華麗及最費工時的產品。釉面瑩潤，胎體玲瓏，精美至極。這些特徵都符合元代文獻有關“御土窯”器物特徵 。元人孔齊《至正直記》“古饒器”條中“御土窯者，體薄而潤最好”，及該書“饒州御土”條中：“饒州御土，…… ，不敢私也。或有貢餘土作盤、盂、碗、碟、壺、注、杯、盞之類，白而瑩色可愛”的內容，可知窖藏所出的一幅白釉勸盤，正是御土窯的典型產品。

在浮樑瓷局控制下，新穎獨特、複雜考究、能代表景德鎮最高制瓷工藝水平的技術，一定會首先應用在為最高統治者宮廷用器的生產，結合元廷“御賜之物，不在禁限”之規定，深圳博物館副館長郭學雷斷定這些明顯帶有皇家和貴族氣息的窖藏瓷器精品，最大可能來自宮廷御賜之物。

神秘主人呼之欲出

排查保定窖藏主人之前，深圳博物館副館長郭學雷首先分析了，為何在保定會發現如此高級別的瓷器精品窖藏？郭學雷認為這應與保定路在元代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關。元代保定路是京畿重地，京師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特別是元順帝至正年間，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保定路的安全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顯突出。順帝至正九年又定“督攝之法”，故出現“屢輟廷臣，列布郡縣”的情勢，保定路因此出現多位曾在元大都任職的“廷臣”出任保定路主要官職的情況。這些“廷臣”官階高，與元廷關係密切，最有可能是保定窖藏瓷器的主人。

郭學雷查閱康熙及光緒年間《保定府志》，並以現在儲存較好的古蓮池為座標，對照志書中所附保定府城圖可知，窖藏地點位於清代府城西南的清苑縣署範圍之內，緊鄰元代汝南王張柔於1227年所建雪香園（元末明初至今，該園一直被稱為古蓮花池）。清苑縣署在府城西南，為宋時堡（保）塞軍故地。又查明李賢《明一統志》可知，窖藏以北，即元代順天路廳（至元周孟戡建宣化堂，大致在今保定直隸總督署範圍之內）所在。另據元好問《順天府營建記》對城市建築佈局“北衙”、“南宅”的記述可知，順天府（保定路前身）的建築佈局，是以官衙與張柔所居的南宅（雪香園）為中心的，由此可知，窖藏所在地的城西南，主要是元代官員住宅別第分佈的區域。至於清苑衙署，據同治《清苑縣誌》的記載，是明代洪武年間才設立的。綜上所考，可知窖藏所在地，在宋以來即是保定古城最核心的區域，至元代為主要官員的住宅別第所在。據此郭學雷判斷，保定窖藏的形成，當與居住於此的保定路官員有關。據此，郭學雷的排查重點，可集中在那些與宮廷關係密切的高官階的“廷臣”身上。

結合對窖藏瓷器、入藏地點和藏主可能身份的考察、分析， 郭學雷判斷保定窖藏的形成，當與至正二十年保定陷落戰事有關。經對此期間官員的細緻排查， 郭學雷發現元末重臣月魯不花是窖藏主人的可能性極大。

《新元史》月魯不花傳載：“十七年，賊渡河，月魯不花修城浚壕，以備戰守。奏請五省八衛兵出戍外鎮者，宜留護本部。詔允之。遂兼統黑軍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兵，聲勢大振。賊再犯保定，皆不利退走。進中奉大夫，賚上尊四、馬百匹。頃之，召還為詳定使。月魯不花去一月，保定竟陷於賊。”

郭學雷強調“賚上尊四”的記載至關重要。“賚上尊四”意即賞賜了四件上等的瓶或罐所裝之美酒，這恰與保定發現的四件貯酒容器——兩件精美的青花釉裡紅大罐及兩件梅瓶的數量相吻合。不僅如此，郭學雷據《元史》：“召還為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的記載推測，月魯不花離開保定的不到一個月的短暫時間內，因保定居民的挽留，加之當時戰事頻仍，其家屬及居傢俬人物品還未能及時遷往大都，結果不到一個月，其家中最珍貴的皇帝賞賜之物，便因保定陷落被深埋地下。

同時根據，順帝時有“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等的記載。《元典章》有“磁器上並不得用描金”的規定。據此可知，窖藏青花海水白龍梅瓶雲間內的麒麟、鳳紋，藍釉匜、杯、盤的金彩裝飾，在當時均屬禁限之列。結合“御賜之物，不在禁限”的規定，推斷以上禁限紋樣的瓷器，其合理的來源最有可能來自最高統治者的賞賜。 郭學雷推斷保定窖藏瓷器及明初功臣、皇族墓出土元青花梅瓶與大罐等均屬浮樑瓷局為元順帝燒製的賜賚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