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在其《周本紀》下有這樣一段內容：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 ［單心］狐。

這裡的“王赧”即周赧王。閱讀這段內容，讓我感到困惑的是，當時離世的到底有幾個人。若按照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現行的標點形式，死去的是周君和王赧兩個人，可實際的情況，恐怕並非如此。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本《史記》要想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首先需要了解相關的歷史背景。簡單地說，按照《史記·周本紀》的記載，至周赧王時，王畿之土已經分為東、西兩個部分，其君主各自為侯稱公，自行其政。《戰國策》之“東周”、“西周”二策，載述的就是這兩個侯國的史事。二週之間亦時有衝突，而赧王依附西周而存。

《史記·周本紀》在這裡所要考訂的這條紀事之上，記述有此事發生的前因：

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不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這段紀事的要點，是西周君入秦，獻上所有的城邑和居民，秦國接受之後，又把西周君放還到了他原來的屬地。《史記·秦本紀》載述此事，情況與此完全相同。

前因明瞭之後，我們再看“周君、王赧卒”之事後繼的結果——這就是“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單心］狐”。上下連貫通著讀，這個“西周公”理所當然地就應該是前面提到的“西周君”。蓋諸侯國君，本來就是以“公”相稱，稱“王”者俱屬僭越。那麼，西周君就沒有同周赧王一同離世，死去的便只有周赧王一人。結論，顯而易見：“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二字，應是涉上文而衍。

檢視《史記》舊注，可知這一訛誤由來甚久，至遲在南朝時期就已產生。傳世《史記》注本中最早的一家，即南朝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就在“周君王赧卒”句下注雲：“宋忠曰諡曰‘西周武公’。”這顯然是針對“周君”二字而發。

不過這只是隨文釋義而已。裴駰《集解》固然類多如此，無意對《太史公書》文字的是非正誤多加辨析。到唐人司馬貞撰著《史記索隱》，就大膽果斷地肯定了“周君王赧卒”這句話乃準確無誤。

司馬貞疏釋之匆率，首先體現在誤解裴駰原意上，即他誤以為裴駰的註釋是針對周王赧而施，謂“宋忠曰諡曰‘西周武公’，非也”。他也不稍稍想一下，王赧堂堂大周天子，怎麼能以“武公”作為諡號？裴駰何以會無學至此！在這樣錯誤認識的前提下，司馬貞一方面肯定“西周武公”指的就是“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一方面又解釋說：“此時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一）

可這位“周君”若是“西周武公”，那麼，在他與周赧王同時離世之後，下面那個被秦人遷到［單心］狐去的“西周公”又會是誰呢？司馬貞說他是“武公之太子文公也”，這個文公是“武公卒而立，為秦所遷”（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一）。這麼講，看起來好像文義順了，可實際上卻扞格難通。

首先，從行文邏輯上講，假如被遷至［單心］狐去的“西周公”與跟周赧王同時卒去的那個“周君”不是同一個人，按理說，司馬遷是應當在書中寫明的；或者說，像現在這樣寫，在邏輯上太混亂了，很不合理，是不應該出現的情況。

其次，司馬貞指認前一“周君”為“西周武公”，後者為“武公之太子文公”，並沒有向我們出示任何根據，而且他的論述本身也相當混亂。

要想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需要再展開些講述一下所謂赧王時王畿之土分裂為所謂東、西二週這兩個侯國的情況。前面講到，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赧王時周王畿已分作東、西兩部分，《史記》記述此事的原文是“王赧時東、西周分治”（《史記·周本紀》），而出現這一情況的淵源，可追溯到週考王時期：

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史記·周本紀》）

上述世系承續情況，脈絡清晰，總的來說，沒有什麼悖戾歷史實際的地方，也沒有什麼文字訛誤，只是“封其少子於鞏”這句話，前人往往誤讀誤解，得出錯誤的認識，而準確理解這段話的本義，也是我們研讀《太史公書》時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所謂前人誤讀誤解其語，是錯誤地把“封其少子於鞏”的“其”字，理解為繼威公而立的惠公，因而受封於鞏這個人便是“惠公之子”。從南朝劉宋時人徐廣起，到現代戰國史研究學者楊寬先生，都是這樣（《史記·周本紀》附劉宋裴駰《集解》。楊寬《戰國史》）。

實際上在體制的規則這一意義上，能夠冊封諸侯的只有周天子，故“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這句話被省略掉的主語，便也只能是當時在位的周王，而不會是繼威公代立的那個惠公。單純從字面上看，“封其少子於鞏”句中這個“其”字，既可以代指那個惠公，也可以代指故去的威公，而通讀上下文義，還是指稱威公的可能性更大。《漢書·古今人表》自注謂東周惠公乃“威公子”，足以佐證這樣解讀《史記·周本紀》的記載才更為合理。這樣，標點時就應該在“子惠公代立”後句斷。楊寬先生依據《韓非子·內儲說下》等記載，考定“東周惠公當是西周威公的少子，和西周惠公是昆仲”（楊寬《戰國史》），此等史實適與上述判讀相應。

至於這西、東二週分治王畿之土的具體時間，《史記·周本紀》說“王赧時東、西周分治”，只是在記述王赧徙居於“西周”事（詳下）時附帶說明當時兩週分治的狀況，而不是在記述分治開始的時間。實則此事發生在周顯王二年、亦即趙成侯八年。這一年，趙國“與韓分周以為兩”（《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另外，裴駰《史記集解》和司馬貞《史記索隱》提到的那位“西周武公”，劉宋時人徐廣解釋說他是“惠公之長子”（《史記·周本紀》並劉宋裴駰《集解》）。

經過這樣的論證，按照《史記·周本紀》上述記載，二週的世系由來可圖示如下：

西東二週世系圖須知所謂王畿之地就是今河南洛陽之周人都城附近那一小片地區，何以還會封授諸侯，而且還一封再封？實則這是周天子權勢走向徹底衰落的體現。

周至平王東遷，史稱“東周”。與這個“東周”相比，我在這裡講述的這個始封於鞏的“東周”只能稱之為“小東周”。平王東遷，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史稱“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史記·周本紀》）。只剩一個空架子的姬周王室，衰微的趨勢自然愈演愈烈。

上舉世系圖中居於最上源位置的週考王，是周定王的子嗣，《史記·周本紀》記述其上位經過雲：

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帝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從表面上看，到考王奪位之後，兄弟之間，這接二連三的廝殺，似乎停止了，因為週考王是在位一十五年之後壽終正寢的，沒再被搶權的兄弟索去性命。

然而政治鬥爭的內幕並沒有這麼簡單，我們看西周始君桓公受封的原委，是“以繼周公之官職”（《史記·周本紀》）。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實乃點明瞭內中全部秘辛。周公是什麼人物？他是周武王的弟弟，曾輔佐武王克商；在武王的兒子成王繼位之後，又全權攝理朝政。西周始君桓公乃是週考王嫡親的老弟，因而考王安排桓公來“繼周公之官職”，實質上應是讓桓公像周公一樣分享治國的權力，甚至兼司王政。對於每一個稍習中國古代宮廷政治內情的人來說，一眼就能夠看出，考王這位老弟，一定大力支援並積極參與了他殺兄奪位的政變，而且還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週考王在政變成功之後，才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安排，以穩定自己的地位。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週考王透過這樣的安排穩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實際上他、也就是周天子成了徹頭徹尾的擺設，失去了所有的行政權力。因為在冊封桓公之前，周天子已經完全失去對各地諸侯的控制力，甚至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他所能管理的，只是都邑周圍這一小塊王畿之地。現在，再封個桓公，實際上是把王畿之地設為一個諸侯國，天子腳下就連個立錐之地也沒有了。漂浮在雲端的天子，還能對人世間有什麼權力呢？周天子在王畿之地的所有權力都完全掌握在桓公的手中。在這塊土地上，桓公的實際地位已遠超當年的周公。

這就是姬周晚期政治生態和政治版圖的真實情況。這種情況，也許會讓很多對西周歷史只有“概念”式瞭解的人感到相當困惑——那麼周朝實際上豈不等同於滅亡了麼？然而西周侯國在後來的變化，也許會讓人更加困惑——這就是周顯王二年時趙、韓兩國又聯手肢解西周侯國，讓威公少子在鞏邑分設一個“東周”侯國。

趙、韓兩國這一舉措，顯然是為了削弱西周侯國的實力，藉此進一步削減姬周王室的影響。因為在實質上，西周侯國與王室已經合二而一，是它在操縱和控制著王室。西周侯國一分為二之後，不僅實力減半，而且兩週之間免不了爭強比勝，相互制約。只是在名義上，趙、韓兩國還要有個掩人耳目的說法，這就是“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那句話中的“奉王”二字。這種說法的內在涵義，是說由於西周侯國未能盡到侍奉王室的義務，所以趙、韓兩國才“仗義”而行，逼使其割讓土地，分出個東周侯國來起到這樣的作用。

既然如此，在東周侯國始設之際，王都和周王就都應在東周侯國境內，可是後來又出現了“王赧徙都西周”的情況（《史記·周本紀》）。

這裡又涉及另一組“西周”與“東周”的稱謂，它指的是平王東遷之後王室的都邑。其大致情況是：西周武王克商後，在今河南洛陽瀍河岸邊籌措營建雒邑，至成王時成之，時稱“成周”；平王東遷於此後，其地被稱作“王城”。至敬王時，周又在今洛陽白馬寺以東地區修築新都，但仍沿承老城之“成周”舊名；世俗則依其方位較舊城偏東，稱作“東周”。相對而言，在敬王東入新都之後，原來的“王城”便又被稱作“西周”，桓公之西周侯國即以此為都（《史記·周本紀》、《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並唐張守節《正義》。晉杜預《春秋釋例》）。所謂“王赧徙都西周”，是講周赧王被從敬王以來的都邑“東周”遷移到西周侯國的都邑“西周”，也就是西遷到了“王城”。顯而易見，周赧王的身份，業已如同軟禁的囚徒一般，而敬王興建的新都“成周”當然應在東周侯國的轄境（若非如此，東周侯國便無以“奉王”）。

上述這些情況，就是《史記·周本紀》赧王之卒以及西周公被遷於［單心］狐的歷史背景。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看周赧王之卒，似乎更應該是在寄寓於兩週侯國屋簷底下多年之後因不忍面對西周侯國被秦人吞併這一局面憤而自絕，或是憂憤而死。赧王死後，周民無主，只好紛紛逃向東方，秦人於是掠取象徵著天子地位的九鼎寶器，而對西周侯國的君主“西周公”的處理辦法，是把他遷徙到了［單心］狐這個地方。

弄清楚東、西二週這兩個侯國的來龍去脈，我們才能回過頭來，心中有數同時眼底也明明白白地來審度一下《史記·周本紀》記載的這個“西周公”以及所謂“周君”是不是西周侯國的武公。

依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我們僅能知道西周武公可能生活在赧王時期，但赧王前後在位五十九年，時間相當漫長，西周侯國在武公之後再有一位甚至兩位君主繼位都是很正常的。因而依據現有傳世文獻，我們還很難斷定這位“西周公”以及所謂“周君”到底指的是誰，唐人司馬貞指認所謂“周君”為“西周武公”，實際上也只能是想著說的說法，並沒有任何史料依據。

至於司馬貞徑雲“西周公”為“武公之太子文公”，這更簡直如同信口開河。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我們僅能知曉西周武公本來先有所謂“共太子”，“共太子”死，公子咎繼立。如此而已，絕沒有絲毫記載告訴我們有個繼位為侯並且在去世之後被諡為“文公”的太子。

明末汲古閣刻本《史記索隱》現在再來看一看司馬貞“遷西周公於［單心］狐”這條釋文的全文，以清楚瞭解他的思維和認識狀況：

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為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略無紀錄，故太史公雖考眾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司馬貞《史記索隱》卷一）

文中“西周”下當奪落一“公”字，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案東周始封之君惠公卒於周顯王，見《史記·六國年表》劉宋裴駰《集解》引古本《竹書紀年》，故東周文公的在位時間最早不得早於這一年）。如前文所說，司馬貞謂“西周公”為“武公之太子文公”，並沒有交待任何依據，而早期史籍中唯一讓我們想到所謂周文公的文獻，只有司馬貞提到過的《戰國策》中的“周文君”（《呂氏春秋》稱作“周昭文君”），可這個“周文君”在《戰國策》中分明是列在“東周策”部分（《戰國策·東周策》。《呂氏春秋》之《慎大覽·報更》；又《士容論·務大》），這講的當然只能是東周的文公而不會是什麼“西周公”。

按照我的理解，司馬貞如此怪異的表述，只能出自他謬誤而又錯亂的認識。所謂謬誤，是司馬氏誤把東周侯國的文公，認作西周侯國的君主，並將其視作西周武公的繼嗣；而其認識的錯亂之處，在於他轉過頭來，又意識到這個文公（或稱文君）原本身屬東周侯國，腦子實在迷糊了，於是又講述了一番他無從知悉東周侯國世系的無奈。

看到司馬貞的認識竟然如此顢頇，我們也就不必對他把《史記·周本紀》的“周君”和“西周公”指認為兩人的說法再予理會了，其“周君、王赧卒”句中的“周君”二字自屬衍文無疑，即這個“周君”只能是個多餘的周國之君。昔清人梁玉繩讀解《史記·周本紀》此文，專門做過一段考證。儘管梁氏的考證，並不十分高明，但卻早已看出“《（史記）索隱》謬以武公與王赧同卒，遂移東周之文君，指為武公太子，以當下文之西周公，李代桃僵”，陋妄若此，“豈不乖乎”（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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