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10月30日電

30日，2018絲路文化發展論壇在海南博鰲召開。中國水下考古中心所長、國際古蹟理事會執委姜波發表了題為“水下考古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旨演講。他指出，水下考古新成果揭開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在演講中，姜波以中國海域、韓國群山列島海域、印尼海域和歐洲海域四大海域沉船的考古研究來印證水下沉船考古成果給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帶來的新方向。

姜波表示，中國海域發現的海上絲綢之路沉船以泉州後渚沉船、“南海一號”和“華光礁一號”最有代表性，生動地展示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風貌。

“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海上絲綢之路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成果。姜波介紹，據最新的樣品檢測資料，“南海一號”上已經發現絲綢遺留的化學成分，“海上絲綢之路”名不虛傳。考古發掘顯示，這是一艘滿載出航且儲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艙裡各色貨物碼放有序，品類繁多，琳琅滿目。內還發掘出大量的個人物品，如戒指、手鐲、臂釧、項鍊等飾品，以及金葉、玉器、銀鋌、漆器等。尤其令人稱奇的是，船體左舷外發現的一個小木盒，是一個“珠寶箱”，裡面盛放了70餘件金器。

姜波還進一步介紹，1974年發掘的泉州灣後渚古船，船殼上採集的海洋貝殼遺骸，經鑑定為南洋物種，表明這條海船曾經遠航至東南亞海域。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華光礁一號”沉船的發現則證明至遲在宋元時期，我國先民就已經開闢了取道西沙群島直航東南亞地區的航線，標誌著我國古代航海技術和導航技術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中、日、韓三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海上交流。姜波表示，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動地展示了東北亞地區的海上交流活動。1975年在韓國群山列島海域發現的新安沉船發掘出了兩萬多件青瓷和白瓷，兩千多件金屬製品、石製品和紫檀木，以及800萬枚重達28噸的中國銅錢。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發現的唐代沉船“黑石號”也印證了唐代曾有波斯-阿拉伯海船抵達中國東南沿海的文獻記錄。而歐洲水下考古發現的瑞典“哥德堡號”沉船和西班牙“聖迭戈號”沉船也具有代表性。（海外網童芳）

原文如下：

水下考古與海上絲綢之路

姜波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沉船、港口與貿易品，是考古學家解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金鑰匙。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矚目，出人意料的水下考古發現層見疊出，著名者如廣東川島海域的“南海一號”（南宋時期）、韓國新安沉船（元代）和印尼的“黑石號”沉船（晚唐）等，這些水下考古新成果，揭開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中國海域發現的海上絲綢之路沉船以泉州後渚沉船、“南海一號”和“華光礁一號”最有代表性，三者均屬我國古代海洋貿易的高峰時期——宋元時期，發現地點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對出海通道的稱呼）和遠洋航線上。從航向來看，“南海一號”與“華光礁一號”是從中國港口滿載出海的商船，後渚沉船則是從東南亞歸航泉州的海舶，他們的發現，非常生動地展示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風貌。

“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海上絲綢之路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成果，1987年在廣東川島海域被發現，2007年整體打撈出水並移入“水晶宮”（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這是世界上首次採用沉箱整體打撈沉船，堪稱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創舉。目前，“南海一號”的室內發掘工作還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考古發掘顯示，這是一艘滿載出航且儲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艙裡各色貨物碼放有序，品類繁多，琳琅滿目！（圖）此外，船內還發掘出大量的個人物品，如戒指、手鐲、臂釧、項鍊等飾品，以及金葉、玉器、銀鋌、漆器等。尤其令人稱奇的是，船體左舷外發現的一個小木盒，是一個“珠寶箱”，裡面盛放了70餘件金器！截止至2016年1月5日，總共出土文物14392件（套），其中瓷器13497件套、金器151件套、銀器124件套、銅錢約17000枚，等等。另據最新的樣品檢測資料，“南海一號”上已經發現絲綢遺留的化學成分，“海上絲綢之路”名不虛傳！

圖清理出來的“南海一號”船體輪廓

圖“南海一號”船艙碼放貨物的情形

1974年發掘的泉州灣後渚古船，出土有香料、胡椒、瓷器、銅錢乃至記錄貨物的籤牌等，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海洋貿易的珍貴實物資料。船殼上採集的海洋貝殼遺骸，經鑑定為南洋物種，表明這條海船曾經遠航至東南亞海域。

圖考古發掘出來的泉州後渚古船

與泉州古船和“南海一號”不同，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華光礁一號”沉船，時代與“南海一號”約略相當，是一艘沉沒於遠洋航線上的海上絲綢之路商船（圖）。“華光礁一號”出水遺物近萬件，有瓷器、鐵器、銅鏡、銅錢等，瓷器產地除江西景德鎮窯以外，主要為福建窯口的產品，包括德化窯、磁灶窯、閩清窯、南安窯、松溪窯等。“華光礁一號”的發現，證明至遲在宋元時期（依據水下考古的發現，有可能早至晚唐五代時期），我國先民就已經開闢了取道西沙群島直航東南亞地區的航線（以前受限於航海技術水平，遠航東南亞多貼岸航行），標誌著我國古代航海技術和導航技術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圖“華光礁一號”沉船遺蹟

中、日、韓三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海上交流，留下了徐福入海求仙、鑑真東渡扶桑、圓仁入唐求法等諸多佳話。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動地展示了東北亞地區的海上交流活動，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1975年在韓國群山列島海域發現的新安沉船。經過連續多年的水下考古發掘，考古隊員從沉船裡發掘出了兩萬多件青瓷（圖）和白瓷，兩千多件金屬製品、石製品和紫檀木，以及800萬枚重達28噸的中國銅錢，這一水下考古成果震驚了全世界。考古學家據新安沉船出水的刻“慶元”銘文銅權和“使司帥府公用”青瓷盤推斷，新安沉船的始發港應為慶元港，即今天的浙江寧波。目前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新安沉船是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前後，從中國的慶元港（寧波）啟航，駛向日本博多港地區的海洋貿易商船，途中不幸沉沒在朝鮮半島新安海域。

圖新安沉船出水龍泉窯荷葉蓋罐在杭州展出情形

爪哇（印度尼西亞）是聯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十字路口，這裡發現的水下沉船廣受關注，如印旦沉船、井裡汶沉船和“黑石號”沉船等。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一塊黑色大礁岩附近發現了一艘唐代沉船，即著名的“黑石號”。 2005年，新加坡“聖淘沙”集團（SentosaLeisure）籌資3000萬美元購得“黑石號”沉船文物，使得這批重要文物最終落戶獅城。據水下考古隊員仔細觀察，“黑石號”船體儲存完整，船底發現破損的大洞，推測“黑石號”為觸礁沉沒。“黑石號”之所以儲存完好，主要是因為海床上沉積有厚厚的淤泥，滿載船貨的船體因為負荷較重，很快就被海底淤泥掩埋覆蓋，避免了海潮的沖刷和船蛆的吞噬，從而使得船體和貨物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從結構和工藝上看，“黑石號”應該是一艘阿拉伯式的單桅縫合帆船，製作船體時不使用鐵釘而用棕櫚繩縫合船板（圖）。關於“黑石號”的年代，因為出水長沙窯瓷碗上帶有唐代“寶曆二年”（826年）銘文，故沉船的年代被確認為9世紀上半葉。

圖復原的“黑石號”沉船

“黑石號”出水文物十分精彩。船上共出金器10件，其精美程度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其中的一件八稜胡人伎樂金盃高10釐米，比何家村窖藏出土品體量還大。另有銀器24件、銀鋌18枚和銅鏡30枚，銀鋌單件重達2公斤。其他還發現了一些船上乘員的個人物品，其中包括2件玻璃瓶、一件漆盤（殘）、象牙制遊戲器具（似為遊藝用的雙陸）和硯、墨（殘）等文房用具。“黑石號”打撈文物陶瓷製品多達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國陶瓷。長沙窯瓷約56500件，器型以碗為主，其次為執壺。這是長沙窯大規模生產外銷瓷的一個生動寫照（圖）。“黑石號”出水的3件完好無損的唐代青花瓷盤尤為引人注目，它們應該是在洛陽地區的鞏縣窯燒製，經隋唐大運河運抵揚州港，再從揚州轉運出海，最終抵達印尼海域的。唐·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曾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從廣州出發，經越南、馬六甲抵達印度洋海域的航線。另據傳世文獻和出土碑刻，唐代確曾有波斯-阿拉伯海船抵達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尼海域的水下考古成果恰相印證。

圖黑石號上出水的長沙窯瓷盤

15-16世紀，歐洲迎來了“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以此為背景，以歐洲為中心，歐洲航海家開闢了向東、向西兩條抵達東方的航線：向東的航線，自葡萄牙里斯本啟航，經開普敦-果阿-馬六甲-澳門，最終抵達日本九州的長崎港，活躍在這條航線上的，先後有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等；向西的航線，包括橫跨大西洋的里斯本-里約航線和橫跨太平洋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主導這條航線的，最主要的是西班牙人。水下考古發現的瑞典“哥德堡號”沉船和西班牙“聖迭戈號”沉船，堪稱東、西兩條航線上頗具代表性的沉船。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