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一部近百萬字的大著作，它以全景式的宏闊場面，藝術地再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寫出這場起義如何從星星之火、發展到燎原之勢，又怎樣歸於失敗的。

對於這樣一部內容豐厚的大書，我們很難用寥寥幾百字概括它的主旨。魯迅在談到《紅樓夢》時，曾把《紅樓夢》比作“時代精神之大宮闕”，《水滸傳》又何嘗不是如此！走進《水滸傳》，就如同進入一座時代精神的阿房宮，側峰橫嶺、移步換形。不同時代、不同立場的評判者，會得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結論。

總的說來，歷來對《水滸傳》的評價，大致可分為正反兩個方面。

從小說問世時起，批評詆譭的聲音就不絕於耳。封建士大夫站在維護皇權的立場，認為小說是誨盜之書，“奸盜脫騙、機械甚詳”，“變詐百端、壞人心術”，這位評論者還造謠詛咒，說《水滸》作者“子孫三代皆啞”。（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

這種否定《水滸傳》的論調，直到近代還有市場。有海外學者寫專著評論《水滸》，說這部書是“強人說給強人聽的故事”。認為梁山諸人造反的目的，不過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劫富而不濟貧。所謂“仗義疏財”，不過是一個好漢對另一好漢的個人資助，並不是救助廣大窮苦百姓。

至於好漢的心態，這位評論者認為，是“相當典型的法外強徒心態”。說好漢們嗜殺成性，對婦女疑慮重重，只講小圈子的道德，並不值得歌頌（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這類評價有沒有道理呢？也不是毫道理，但又是很不全面的，沒能抓住小說的精髓。

“水滸”這個字眼兒，看起來挺深奧。查一查字典，“滸”字是“水涯”的意思，“水邊”的意思。那麼從字面上理解，“水滸傳”就是“發生在水邊的故事”。這樣的含義，似乎又過於平淡無奇。試想，如果換了《金瓶梅》，那是講述一個發生在運河岸邊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稱為“水滸傳”呢？

其實，小說以“水滸”命名，背後有著儒家文化的深刻內涵。“水滸”一詞源於《詩經·大雅》中的一首史詩《綿》，那是一首周族的史詩，講述本來生活在豳地（陝西的栒邑）的周人，為了躲避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由古公亶父率領，集體遷徙到今天的陝西岐山一帶。詩的第二節寫道：“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講的就是這段經歷。

詩中的“水滸”，指的是一條河的河岸，這條河叫漆沮水。“率西水滸”是說古公亶父騎馬向西，沿著漆沮水的岸邊一直來到岐山腳下。這個地方又叫周原。以後周族在這塊土地上繁殖生息，羽翼豐滿，向殷商政權發起挑戰，最終取而代之、建立了周朝。“水滸”一詞，也因此被賦予“反抗者根據地”的特殊含義。

儒家的另一部經典《孟子》中，也講述了這段歷史，還提到周族遷徙的路上，也有一座梁山。《孟子》在古代被列為“四書”，是舊時讀書人的啟蒙讀物。而“梁山”、“水滸”等字樣又同時出現在這部書中，當時的文人讀者，會很自然地從《水滸》書名聯想到這樣一段歷史。

我們知道，儒家先師孔夫子是極力推崇周禮、力挺周朝的。孟子也如是。有人問孟子：周武王伐紂，這是以臣弒君呀，這樣做難道可以嗎（在古代，如果大臣殺掉國君，或子女殺死父親，叫作弒）？孟子怎麼回答呢？他說：商紂王是個獨夫民賊，我只聽說周人殺掉了獨夫民賊，沒聽說以臣弒君那回事。由此可見，孔子、孟子都把周人視為正義的一方，把周人反對殷商的舉動，視為正義之舉。

那麼小說家把宋江等人的反抗故事命名為“水滸”，正是把梁山水滸比作周人的根據地周原水滸，把宋江起義軍比作周人的正義之師，而宋江反抗官府的舉動，也就成為“革命”舉動—漢語中“革命”這個詞，最早就是指歷史上周人伐商的行動。

今天的讀者遠離了《詩經》《孟子》，對“水滸”這樣一個書名的背後深義，就不那麼清楚了。當年的讀書人熟悉儒家經典，見到這個書名，自然心領神會，明白小說家對梁山好漢的舉動是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