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關於古代文明的一般要素，以往人們通常說是文字、城市、複雜的禮儀中心、冶金術等。具體到中國文明，有沒有自己獨特的要素呢？考古學者高煒指出：“禮，作為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現，它的產生與中國文明的形成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禮樂制度與中國古代文明表裡相依、形影相隨，應該承認它是中國文明固有的特點和組成部分。”

這一觀點已為學術界所接受。禮樂制度的實質是以等級制度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體系和道德規範，其目的是“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即維護國家政權的存在與執行。

禮樂制度是屬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東西，它本身是無形的，它的存在是依託了禮器和禮儀建築等有形的物質。

禮儀建築包括了宮殿、廟堂、祭壇、陵墓等，它們都是禮制的物化。禮器。紅山文化中有4種最有代表性的禮器。

一是玉雕龍形佩。豬首蛇身，頸部有孔可穿繩佩帶，目前在遼寧建平、凌源、喀左、阜新縣，內蒙古巴林右旗、翁牛特旗、敖漢旗以及河北圍場縣等地均有所發現。二是勾雲形玉佩。主體呈扁圓狀，兩側各有一對鉤狀飾，器體中心有勾雲形鏤孔，器表雕鉤雲紋，在今阜新、凌源、巴林右旗等地均發現過，連同徵集品在內有十幾件。

三是箍狀玉器。器身呈筒形，一端為斜口，另一端為平口，在凌源、巴林左旗、敖漢旗等地出土過。四是玉璧，有單體璧、雙聯璧和三聯璧種。以上玉器都有特定的型式，都屬於禮器。在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出土的大型祭祀用禮器中，有一件直徑1米以上的陶器，塗硃紅地彩，繪黑彩花紋。另有一件陶器上壓印整齊的“之”字形紋，並雕有20個長方形鏤孔。

在紅山文化積石冢周圍，排列許多簡形彩紋陶器，繪黑彩花紋紅色陶是專門為積石冢製造的專用禮器。大汶口文化中的禮器有玉石器、骨牙器和陶器。玉器中以玉鉞（鏟）為代表，山東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遺址曾出土2件，製作極精緻骨牙器主要是用獸骨或象牙雕刻的簡狀器，形似玉琮，雕刻精緻，有的鏤雕花紋或鑲嵌綠松石。

陶器中的代表性禮器主要有陶尊，形體碩大厚重，有的高60多釐米，一般只見於規模大、隨葬品多的墓葬中。陶尊上往往刻有神秘的號，符號上還塗紅硃。

龍山文化禮器繼承了大汶口文化的傳統，以精巧典雅、種類齊全的玉器和陶為特色。

陶器中以胎壁輕薄，陶色黑、光、亮的“蛋殼陶”杯最有代表性如在日照市東海峪出土的一件高柄杯，高26。5釐米，細泥黑陶製成，色澤漆黑光亮，器壁薄似蛋殼，精緻無比。

良渚文化的禮器有玉器、石器、陶器和象牙器等。

象牙器在上海福泉山遺址發現過，正背面均精工雕刻神徽。福泉山65號墓出土的一件紅陶鼎，器表施黑色陶衣，通體刻滿勾連卷曲的龍形花紋，鼎足上有圓形和彎月形鏤孔。同時出土的一件陶壺，薄胎，表面烏黑光亮，外觀似金屬，造型猶似翹首佇立的鳥，器表滿刻曲折線紋和變形鳥紋，壺上還有一個鳥形太陽神徽。

江蘇吳縣草鞋山第198號墓中出土了一組陶禮器，其中：紅陶鼎，蓋面精心雕刻捲曲的龍形花紋和水波紋，鼎身飾規則的弦紋，鼎足上有圓形和月牙形鏤孔；陶壺，器表烏亮，其中一件雕刻鳥紋弦紋和聯珠紋，另一件雕刻水波紋和飛鳥紋。

玉禮器數量多，種類繁，已發現的1000多件中，主要包括鉞、琮、璧、冠狀飾、三叉形飾、半圓形飾等。

鉞，形似斧，製作極精，無使用痕跡，有的還雕刻有神靈徽像不少玉鉞安有木柄，柄首、柄尾鑲接玉質的冠、鐓，有的柄上還鑲嵌玉粒或墜飾小玉琮。整件鉞的長度一般在七八十釐米左右。專家們一致認定，這是一種標誌著兵權甚至王權的權杖。琮，有多種型式，以方柱形者最常見，也有呈圓筒狀者，其共同之處是，中心有上下貫通的圓孔，器表雕刻簡繁不一的神靈徽像。

現知最精彩的玉琮出土於餘杭反山第12號墓中，高8。8釐米，直徑17。6釐米，重6。5公斤，號稱“琮王”，上面除了一般玉琮上常見的簡化神微以外，還精工雕刻有神鳥和“人獸合一”神徽。璧，扁圓形，中心有一孔，一般光素無花紋，有的刻有與神靈崇拜有關的符號。

冠狀飾，已發現幾十件，其細部結構雖然互有不同，但它們都是良渚文化“人獸合一”神徽中神人所戴大羽冠的象形，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均發現在墓中死者的頭部，其下部有帶銷孔的短榫，應是鑲嵌在死者冠上的微識，較高階者都雕刻有神像，有的還有神鳥三叉形冠飾，一般都雕刻有神像，出自一部分高規格大墓之中，皆發現於死者頭部。它的中叉有上下貫通的小孔，串聯玉管後可懸掛，應是冠上的飾物。

值得注意的是，有資格使用三叉形冠飾者，是大型墓墓主中又有特殊身份者。半圓形玉飾為扁平體，背面有隧孔，可縫綴於冠帽上，正面或光素，或雕刻有神像神鳥。石質禮器主要有鉞、璧等。還有漆器。

山西地區陶寺型別龍山文化的禮器同樣豐富多彩。玉琮數量雖少，但在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上出土很是珍稀。

玉石禮器中還有鉞、璧、鏟、刀，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型樂器石磬在大、中型墓中，有用於置器設奠的木案和由各類陶器、漆木器組成的酒器、食器、炊器等成套禮器，最重要的包括紅彩蟠龍紋陶盤、紅白彩雲紋陶壺以及鼉鼓。後者是採用木質鼓體，蒙以鱷魚皮，製成大鼓。在商周時期，鼉鼓與特磬是王室和諸侯專用的禮樂器。

甘肅秦安縣大地灣“殿堂式”大型建築基址內出土的石圭、四足陶盤、箕狀陶器等也屬於禮器。禮制。《左傳》中記載有孔子的一句名言，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說禮器與爵位名號不可借用。“器”與“名”為什麼如此重要？孔子的理由是“名以出信”、“器以藏禮”，“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意思是，“器”與“名”都是人們等級制度的體現者，是禮樂制度的寄託物，如果把它們給了別人，就等於拱手讓權，政權丟了，國家也就保不住了。孔子簡單明瞭卻又非常深刻地闡明瞭禮器與禮制的重要性。可以認為，成套禮器的存在，以及蘊含其內的系統禮制的產生，應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幟。

禮器在中國的出現，肯定早於公元前3500年，但禮器形成體系，並鮮明地體現出禮制，則是公元前3500年以後的事情。

大量堪稱工藝美術佳品的禮器，被統治者按照身份地位的高低所瓜分。居於社會頂層的高階統治者，人數雖很少，卻攫取了絕大多數的高階禮器，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卻幾乎與禮器無緣。

那些恢宏壯觀的禮儀性建築，當然只是上層統治者表現地位、行使權利的工具。

事實告訴我們，禮樂制度的基礎是等級制度，禮樂制度的核心還是等級制度。還要指出的是，當時社會上流傳著數量龐大、種類繁雜、工藝精細的禮器，體現著社會生產的分工與專業化已進步到較高程度。

結語

因為這些精緻的禮器，工藝複雜，費時費工，非專業人員不可能製造出來。無疑，當時已經有了一支由勞動大眾供養的人數眾多、素質較高、專為統治者服務的工藝技術隊伍，保證這支隊伍生存的，並不是商品交換，而是強權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