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來，道家發展起起伏伏，在戰國末期曾盛極一時，黃老之學獨領風騷。秦始皇“焚書坑儒”雖沒有針對道家，但也使其地位一落千丈。漢初劉邦開始直至文景二帝，大力推廣黃老思想，造就了“文景之治”，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道家失寵，之後因為魏晉玄學的興起使《老子》、《莊子》再一次上了熱搜，東漢末期基於道家思想出現了道教，經歷了南北朝的發展壯大，道教在全國範圍內更加普及。隋代建立後，這種形勢發生了急驟變化。隋文帝、煬帝身體力行大力提倡佛教，以致出現了“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的盛況。

唐政府時期，道家再一次迎來了它的春天，李唐皇室為了鞏固政權，追認老子為其始祖，並對奉老子為教主的道教特別眷顧。武德八年，唐高祖下詔宣佈：“老先，次孔，末後釋宗”，明確規定了道教在三教關係中的領先地位。也使道教從低層次的粗俗宗教形態發展為高層次、有教養的系統理論形態。

唐高宗統治時期，在科舉考試中開始加試老子《道德經》，不僅如此，玄宗時將道舉單獨設定為一個科目。其舉送方式與考試方法與明經科大體相同。史稱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京師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唐代著名詩人岑參在《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詩中自注道：“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徵”。

與此同時，政府設定了相配套的崇玄學（館），崇玄學隸屬於宗正寺的崇玄署，有士、助教和生徒等，是一所屬宗教性質的學校。開元二十年（公元733年）玄宗曾下詔制，除規定士庶家藏一本老子《道德經）外，凡每年參加科舉應試旨，也必須試《道德經》策。自道舉實行後，則以《道德經》為其主要考試內容。當然還有《莊》、《文》、《列》等內容。這樣，道家哲學和道家經學就在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唐代科舉考試中，爭得一席之地。這是科舉史上的一大創舉，也是道家發展的極盛時期。

雖然歷史上提及之人不多，但道舉自創立之後，除某些特殊時期暫停開科外，基本上都在舉行，且規格曾一度高於進士、明經等科，由皇帝親試，如同制舉。道舉在唐朝實施了上百年，晚唐時道舉科仍在偶爾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道舉科出身者一般都從事道教活動和研究工作，當然也有例外。如中唐古文運動的先驅之一獨孤及，就是由道舉出身的著名散文家，史稱其“位卑而名著”，深得韓愈等人的推崇。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官至禮部員外朗，曾任過州刺史。也有位極人臣者，代宗時的宰相元載就是道舉出身的佼佼者。高適也是天寶八年（公元749年）“舉有道，授丘尉”的。由此可見，道舉出身者對社會的影響不能低估。

道舉對唐代歷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使唐代對道教的研究與普及、道教經典的整理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甚至在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舉國採取了興道滅佛的強硬措施。

在我國曆史上沿襲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度中道舉科雖然曇花一現，但它確實豐富了科舉的內容。尤其是唐代道舉在推動道教經典研究，發展道家哲學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歷史上是少有的，值得引起學術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