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該文利用文獻資料並結合考古材料、地名材料，對東周巴國疆域問題進行了討論。

著重考證和梳理了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疆界及其變動，基本釐清東周巴國疆域及其變化歷程，對早期學者們關於巴國方位、巴國疆域與疆界等問題認識上的一些誤區進行了辨析，並首次繪製出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疆域及其變遷示意圖。

一、春秋戰國時期巴國東部疆界及其變遷

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11年秦、巴、楚聯合滅庸前，今渝東巫溪、巫山、奉節、雲陽、萬州、開縣、梁平等地屬庸國，公元前611年後奉節、雲陽、萬州、開縣、梁平等地又成為巴國領地，而巫山、巫溪等地則為楚國所有。

春秋戰國時期鄂西峽江地區及渝東部分地域為楚人所控制，這在鄂西、渝東考古中也得到證實。

在宜昌黃土包、覃家沱、朱其沱、周家灣、上磨堖、小溪口、秭歸廟灣、渡口、纜子杆、曲溪口、龔家大溝、何家大溝、廟坪、香溪口（水府廟）、官莊坪、河坎上、張家坪、砂罐嶺、白水河興山縣甘家坡、巴東雷家坪、茅寨子灣、舊縣坪、團包、學堂包、宋家謗、吳家壩、龍王廟氣仁家坪，高桅子、四季坪、店子頭、巫山培（碚）石氣上陽村氣水田灣墓地氣跳石氣林家碼頭氣藍家寨氣塗家壩等遺址都出土有楚文化典型陶器鬲、豆、盤、鼎、敦、壺，日４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不等。

這些楚文化遺物表明鄂西峽江地區及大寧河沿線巫山等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曾為楚地。

蒙文通先生曾說“房州一帶以至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國的境土”，房州即今房縣，施南即今恩施市。而春秋時期鄂西峽江沿線及其以北、大寧河河谷沿線為楚地而非巴地，蒙先生此說還有待商榷。

春秋早期峽江地區巫山、巴東、秭歸、宜昌等地為楚人所據，但巴人仍據有西陵峽口東宜都、當陽、荊門等地，甚至向北擴充套件至襄陽附近。

在巴人向北擴充套件，楚國自荊山向南、向東擴張過程中，巴、楚交往增多，相互間時戰時和。終因巴、楚實力懸殊，巴國在爭鬥中節節敗退，巴國東部疆界也隨之發生變化。

巴、楚交往始於公元前703年，《左傳》桓公九年載

“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於鄧。鄧南鄙鄭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菹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鬥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鬥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鄭人宵潰”，

《華陽國志？巴志》也有類似的記載。

魯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這裡楚子指楚武王，聘即諸侯國間派使臣互訪。這條史料記載了公元前703年巴與鄧國建交，假道於楚，鄧南部鄧人殺巴、楚使者，引起巴、楚聯兵圍鄧，鄧出兵救鄧而為巴、楚聯軍所敗的歷史事件。

春秋初年楚都丹陽在漢水上游丹淅之地，鄧在湖北襄陽西北古鄧城，郄在今古鄧城南。從楚、鄧、鄱方位看，鄧在鄧南，楚在鄧西，楚西為麇國，麇西為庸國，巴人出使路線不可能從西向東行進，只能是從楚東鄧、鄧南向北行進。

早期學者多認為春秋初楚為巴宗主國，巴與鄧國建交須楚國同意，但若從地理空間上又完全可作出新的解釋楚在鄧南，巴在楚南，巴地“東北近鄧”

。

巴與鄧間隔楚國，巴使者至鄧國須假道楚國，故巴子命人向楚國借道，楚王派人護送巴人過境，鄧人襲殺巴使團和楚護衛，從而引發巴楚與鄧、郄的戰爭。結合巴、楚、鄧、鄱的地理方位，這種解釋也是合情合理的。

早期學者多以鄧、鄧、楚在漢水中游襄樊附近，遂認為巴國在漢水中游，這也是一種誤解。

原因是不瞭解春秋初巴國東部疆域向北伸展至襄樊附近，以巴國區域性地域界定巴國全域，誤將春秋初期巴國定位於漢水中游，實在有失偏頗。徐中舒認為春秋“巴之疆域必兼及長江北岸、鄧迤西之地。

如以漢代的巴郡、南郡為巴的舊壤，或不至於有很大的錯誤”，這裡說巴國東部疆域向北伸展至長江以北鄧以西地域，包括後來的巴郡和南郡地域。

與前文我們分析的巴國疆域大致吻合，只是徐先生說漢代南郡皆為巴國疆域就不精確了，因春秋初期鄂西峽江地區北至荊山及漢水流域丹淅之地為楚地而非巴地。

二、巴國東南部疆界及其變遷

春秋戰國時期巴國東南部疆界也有變動。

《華陽國志》載巴國疆界“南極黔涪黔涪”處巴國東南，實為巴國東南部疆域。

關於“黔涪”涉及地域目前還有爭議：一說黔涪在今渝東南一帶，如田敏認為春秋戰國涪為巴國南境，即今渝東南烏江流域，黔、涪並稱，黔也在渝東南，說黔涪在鄂湘渝黔毗鄰地帶，如童恩正認為巴人曾據有今渝東南、黔東北、湘西北部地域，即戰國楚黔中郡。

李紹明認為“黔”作地名指黔中，作江名為烏江及其支流，“涪”為涪陵江，即烏江與鬱江匯合後烏江河段，“黔涪”包括今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等縣及黔東湘西部分地區，胡撓認為黔涪為巴黔中，楚佔領後稱楚黔中。

在湘鄂渝黔毗鄰地區；說黔涪地包括烏江流域今貴州全境或部分地域，如王家佑、王子崗劉盤石認為黔涪水古稱黔水，晉稱丹涪水，即烏江，黔水流域巴國置黔中郡，後有楚黔中郡，秦並巴、楚黔中置黔中郡任乃強認為黔指黔水，即今烏江，涪為涪水，即巴涪水，今赤水河，黔涪地包括今貴州省全境？

沈長雲認為黔涪包括今重慶東南與貴州交界處劉琳認為巴國南部疆界至貴州思南一帶一說“黔涪”包括湘西地區，如周明阜、熊傳新認湘西是國疆域。

古黔中學界有巴黔中、楚黔中、秦黔中的說法。

據前文所述，西周渝東南地區考古學文化中巴文化特徵明顯，而湘西北也有巴文化因素，同時地方特色也很明顯，顯示巴人對湘西北地區有一定控制，但西周以前鄂湘渝黔紕鄰地帶是否有黔中之名還無從知曉，因此巴黔中說還有待商榷。

黔中名首見於文獻始自戰國，《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元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因此就目前所知黔中政區設定當始自戰國時楚黔中郡，更早則無跡可尋。

戰國末期秦據楚地後仍置黔中郡，其地域包括今鄂湘渝黔毗鄰地帶各地，此已見前文。

在東晉及其以前指水有涪水，即《華陽國志》所載戰國末期秦將司馬錯所由取黔中之涪水，又稱延江水，東晉及其以前並無黔水、黔江、黔涪水之名。

東晉及其以前涪指政區則有漢、蜀漢涪陵縣，蜀漢、兩晉涪陵郡。

涪陵作為政區名始於西漢涪陵縣，至東漢末年益州牧劉璋以原涪陵縣分置丹興、漢發（葭）縣，並設巴東屬國都尉，後又改巴東屬國都尉為涪陵郡，蜀漢涪陵郡轄涪陵、丹興、漢平、萬寧、漢發（葭）、漢復等縣，晉涪陵郡轄涪陵、漢復、漢平、漢葭、萬寧等縣。

漢、蜀漢涪陵縣、蜀漢、兩晉涪陵郡地域大致包括今重慶武隆、彭水、黔江、酉陽、秀山，貴州務川、道真印江沿河德江思南等地。

同時代黔涪域略有同如代涪陵縣與三國兩晉涪陵郡地域就有差異，楚黔中郡與秦黔中郡地域也有差異，因此《華陽國志》“南極黔涪”只能是籠統的地域概念。

若以涪陵郡南界和秦黔中郡南界劃定巴國疆界，則巴國東南疆界最遠可能到達今黔東思南、石阡、黃平、施秉、黎平至湘西通道、城步、武岡一線。

三、巴國北部疆界及其變遷

春秋戰國時期巴國北部疆域仍在漢水上游一帶。《華陽國志》載巴國“北接漢中”，漢中即秦漢漢中郡，秦、西漢漢中郡治西城縣，東漢郡治遷至南鄭縣，是巴國北境達漢水上游安康、漢中一帶。

學界對春秋戰國巴國北界認識不一，有人認為漢水以西、南至竹山縣境都是巴地，巴國東北界延伸至湍水、均水一線，漢中郡大部分都是巴地；

有人認為漢中至安康間為巴人地域有人認為春秋時漢水以西皆為巴國疆域；有人認為巴國北部疆界僅抵米倉山、大巴山南坡。

蒙文通說巴國疆域包括金州、房州的依據是《史記正義》引《括地誌》“房州竹山縣即金州古盧國”，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

。

查核文獻我們發現《史記正義》引《括地誌》載為：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及金州是”，又中華書局本《史記正義周本紀》引《括地誌》載“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又中華書局本《括地誌輯校》載竹山縣“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

“上庸，今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是”，則房州竹山縣及金州為庸國地而非盧國地，不知蒙先生說房州竹山縣及金州為古盧國地依據為何？唐、宋金州治今陝西安康市，竹山縣治今湖北竹山縣，則今安康及竹山縣為庸國地。

公元前611年楚、秦、巴滅庸，今鄂西北及陝東南部分地域人楚，金州“周為庸國之地。戰國時為楚附庸地，後為楚所滅，復為楚地”，而房州古麇、庸二國之地”，“戰國時屬楚”。

因此西周至戰國今安康市、竹山縣先為庸國地，春秋庸國滅後人楚，因此說巴國疆域北至金、房二州地，漢水以西、南至竹山縣地為巴地也是值得商榷的。

春秋時期漢水上游還有以今陝西白河縣為中心的麇國，其疆域包括今陝西白河縣、湖北鄖縣、鄖西縣、房縣等地，楚滅麇國後其地人楚。

庸、麇以東漢水丹、淅之地為楚人始興地，楚都丹陽即在此，則丹水、淅水及其鄰近漢水中上游地域為楚地。

《史記》載析、酈“楚之故地”，析、酈為楚地，不可能為巴地，湍水、均水為巴國東界說值得商榷。

西周、春秋時申、鄧為周方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市北，鄧在今湖北襄陽市西北古鄧城。申、鄧先後於公元前688年、公元前678年為楚所滅，其地入楚國版圖。

據春秋時各諸侯國方位，鄧、申在楚東，則巴國疆域不可能越庸、麇、楚等國遠及申、鄧，則申、鄧為巴北境說值得商榷。戰國時上述各地均人楚國版圖，也就不可能為巴地了。

總結

春秋戰國時期巴國仍地處渝、川、陝、郭、湘、黔舭鄰地帶，其政治中心在川江河谷的江州、豐都及嘉陵江河谷的墊江和閬中等地。

不同時期巴國的疆域範圍和都城位置都有所不同，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疆域日漸縮小，巴國都城呈現西遷北移的發展態勢，而引起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則是楚、秦、蜀等國政治與

軍事勢力

不斷擴張而日益壓縮巴國的生存空間所致。

早期學者們將巴國界定在漢水流域，對巴國的疆域範圍及都城位置的界定也語焉不詳且互有出人。

透過本文對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疆域變遷過程的梳理，我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早期學者們不瞭解春秋戰國時期巴國疆域全貌，忽略了漢水流域只是巴國北部疆域的一部分的實情，犯了以巴國區域性地域界定巴國全境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