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紀三

起重光赤奮若（公元前320年），盡昭陽大淵獻（公元前298年），凡二十三年。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資治通鑑》，“周紀”的第3部分，起始年份是“重（chóng）光赤奮若”，截至年份是“昭陽大淵獻”。有了前面的基礎，你就算一時還沒法把這樣的太歲紀年方法換算成常用的干支紀年，至少也不會被它嚇住了。

“重光赤奮若”是辛丑年，昭陽大淵獻是癸亥年，按照公曆紀年，“周紀三”的歷史記載起始於公元前320年，截止於公元前298年，歷時23年，包括了周慎靚王在位的短短6年和周赧王在位的前半段共17年的時間。

造像與立碑

讓我們暫時從中國的歷史版圖上抽身出來，放眼看看世界。

在這段時間裡，全世界彷彿到處都在鑼鼓喧天。西邊，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馬其頓王國被三大武將瓜分，而亞歷山大大帝生前要把希臘文化發揚光大的理想非但並沒有因此枯萎，反而方興未艾，以至於18世紀的歐洲史學界把這段時期稱為希臘化時期。

我們很熟悉的三大雕塑傑作——斷臂維納斯、勝利女神和拉奧孔，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造像藝術在那麼久遠的年代就已經被玩到登峰造極了，這對當時的管理技術很有幫助。人類作為群居動物，天然就會向著強者靠攏，而強者無論多強，總要看得見、摸得著才好。如果強者沒有一個具體的形象，凝聚力就很難維繫。

這就是為什麼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過程當中，以色列人動不動就要造一個偶像來搞崇拜，讓摩西大為光火。後來在整個基督教歷史上，給耶穌、聖母和聖徒造像這種嚴格來說違背教義的衝動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屢禁不止。沒辦法，人性就是這麼頑固。

當時的政治首領和神一樣，作為民眾的終極大靠山，形象總是必不可少的。但問題是，越是廣土眾民的帝國，遠離國都的人就越不容易有機會一睹龍顏。統治者能怎麼辦呢？如果造像藝術發達的話，就可以在全國各地給統治者塑造雕像，還可以把統治者的面容鑄造在錢幣的圖案上。

人怕見面，見面三分情。如果帝國邊陲的一名百姓時不時都能看到統治者英明神武的雕像和錢幣上的浮雕，認同感和向心力也就自然形成了。

可以對照一下希臘化時代之前，城邦時代的雕塑藝術，藝術家要表現的是完美的人像，人物個性因此不在考慮之列。

某個城邦統治者的雕像，因為配上了特定的器物，或者被安置在特定的背景下，大家才認得出來這到底是誰。

這就像今天我們在中國寺廟裡經常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假如把每位天王都做成姿態相同的全裸雕塑，你肯定分不出誰是誰。但這並不重要，對於希臘城邦的統治者而言，城邦無非就是一座大一點的鎮子，所有人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有自己真人的形象就夠用了，犯不著靠造像藝術維繫向心力。

大約是亞歷山大大帝率先認識到造像藝術的政治意義——畢竟帝國版圖太大，而且越來越大，自己的真人形象實在不夠用，但缺乏個性、追求完美的雕塑傳統顯然也不合適，所以，個性化的造像藝術應運而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真人加上美顏濾鏡。

反觀同時代的中國，造像藝術的水平相形之下連及格線都沒達到，這可能多少要怪東方人的外形立體感不強吧，反正無論如何，既沒有統治者的雕像可供子民膜拜，也沒有鐫刻出統治者面容的錢幣在市面流通，那麼隨著古代國家規模的擴大，怎樣增進向心力就變成了一個很棘手的管理難題。

戰國群雄爭霸，越是大國，越是面臨著版圖擴大，管理難度增高的問題。辦法大約在戰國中後期默默醞釀，後來被秦始皇拿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那就是不停地巡視各地，增加自己的曝光度，還要在各地興建行宮，在重要地點刻石立碑，作為自己“到此一遊”的永久紀念，給當地人一個可以膜拜的具體物件。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貌似很單純的，和政治完全無關的藝術水平和藝術發展方向的問題，卻深刻影響了東西方國家管理模式的選擇，彼此自然也會越來越難以理解對方。

周王朝的平行世界

亞歷山大大帝本尊就是一位很難被中國人理解的帝國統治者，因為他是一個比薩特更能體現存在主義哲學精神的存在主義者——他不僅是馬其頓人，更是馬其頓王，但他看不起馬其頓文化，偏偏崇拜希臘文化。

所以在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過程裡，積極向全世界推廣希臘文化，呼喚多民族的和平共處，推行地方自治，甚至還用免稅政策鼓勵本族同胞和外族通婚，一切的一切都體現出西方概念當中“帝國”的標準模式。對照一下同時代的，信奉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中國周朝，差異之大不可以道里計。

同一時期，在中國傳統經典開始成型的時期，猶太人的經典文獻《塔木德》也在逐漸成型。《塔木德》和基督教的《舊約》關係很近——基督教《聖經》分成《舊約》和《新約》兩部分，所謂《舊約》是從猶太教直接拿過來的，在猶太教裡是唯一、永恆的契約，是猶太教的全部《聖經》。

猶太教一共有三大經典，通常我們使用音譯，《聖經》部分稱為《塔納赫》，對《塔納赫》的各種闡釋和更加實際的生活指導，彙編成為《塔木德》和《米德拉什》。

同一時期的東方世界，印度進入孔雀王朝。傳說王朝創始人來自一個飼養孔雀的家庭，於是以“孔雀”作為姓氏，這和中國周朝的姓氏傳統如出一轍。

孔雀王朝定都華氏城，幾百年後，佛教僧侶將會在這裡舉行一場最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爭論“我”到底存不存在，結果正反雙方誰都沒說服誰，從此各立山頭，分道揚鑣，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運動。

再看東方近鄰日本，這時候正在從繩紋時代過渡到彌生時代，日本人開始掌握了青銅器和鐵器的鑄造技術，有學者推測這些技術正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這就意味著，早在傳說中的徐福東渡之前，中日之間就已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交往了。

最後讓我們回到《資治通鑑》，在“周紀二”的結尾，周顯王駕崩，周慎靚王姬定繼位。新王雖然繼位，但在規矩上，紀年還得沿用舊款，要到下一年才能改元，所以到了下一年的元旦，才算正式進入周慎靚王元年，也就是《資治通鑑》“周紀三”開篇的這一年。

這種紀年規矩，叫作“逾年改元”，屬於常例，只有在很特殊的局面下才會破例。

胡三省給《資治通鑑》作注，說周慎靚王的諡號，“慎”的意思是“敏以敬事”，“靚”的意思是“柔德安眾”，大意是說周慎靚王是個敬業愛崗、溫和寬厚的好天子。

當然，這時候的周天子無論是想發憤圖強還是想橫徵暴斂，終歸都辦不到，再怎麼愛崗敬業，也只能溫溫和和地苟延殘喘了，唯一能夠奢望的，就是末日來得晚一點，體面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