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調均思想具有時代性，能夠針對時弊力圖解決現實問題，但這 也正是其侷限性所在，“調均”對於時弊的解決能力是有限的，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 解決經濟問題的模式，未能遵循經濟本有的發展規律，因而，其調均思想對現實社會的 影響也是有限的。

調均論的時代性

任何思想的提出，都離不開所處的時代背景。董仲舒作為一個有政治理想的儒家學

者，他的調均論不可避免的體現出時代的特徵與需求。

漢朝從政權建立，經過文、景兩代的休養生息，發展到漢武帝時代，社會已經從戰 亂後百業待興的局面中恢復過來，爵位制導致地方權力過大，威脅中央政權的問題急需 進行解決。如果放任這個問題不管，就有可能導致政權變更，從而破壞政治社會的穩定 性。此時，董仲舒的調均論應運而生，他為了君主加強中央集權，解決地方權力過大問 題提供了理論支撐。

但是漢武帝作為一個窮兵黯武的帝王，在政治決策上十分固執，他在解決完地方權 力問題之後，將政治決策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如果對於君主放任不管，帝王的喜怒哀 樂就會成為“權源”，這將決定國家的一切政治決策。而董仲舒不同於當時主父偃之 流，他在政治上有著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他希望可以在權力集中的同時又對君主有所制 約。

針對權力制衡的問題，雖然儒家提出很多德行修養的學說，但用儒家的修身養性之說去影響君主，不足以達到權力制衡。所以，董仲舒的調均論透過塑造人格化的上天，將天這一抽象概念凌駕於君主之上。最大限度上，去解決君主的喜怒哀樂成為“權源”的問題。

董仲舒的調均論不僅從理論上提供瞭解決當時政治局面困境的辦法，在維護社會穩 定執行方面也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由於豪強大族與富商大賈的原因，社會上存在許多 流民與貧民，以專制皇權為中心的封建貴族再加上因為財經政策誕生的豪強大族取得了 絕對性的支配地位，這些人驕奢淫逸，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風俗，被剝削的貧民生活悽慘， 隱隱有了暴亂的苗頭。鑑於此，董仲舒在調均論中建議解決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和透過仁 政德治的角度來提高百姓的生活質量，就十分迎合時代的需求。

但是當時處於封建社會，佔據大量社會財富資源的富強大族是處於統治階級的，他 們站在壟斷國家財富的統治集團立場之上，自然認為流民與貧民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社會 現象。

所以，政府將社會貧富不均的矛頭指向了商人，開始了統治階級與商人的較量，結果不言而明。大量的商人受到打壓，他們的財富一方面用於當時的北伐匈奴戰爭，一方面繼續供統治階級揮霍享樂。因此，董仲舒的調均論雖然在貧富問題上給予了正確的引導，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背景，卻並沒有得到解決。而現在部分學者不去看當時的歷史背景，就盲目的認為董仲舒是一個禁錮發展，討好君主的千古罪人，這種看法難免過於武斷抽象。

因此，從時代性來看董仲舒的調均論，可以看出董子作為儒家學者的政治理想。其 強調“身份差異”這一點從現代角度來看不是十分科學，但是卻是符合當時的生產力和 生產關係，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不失為解決封建社會財富分配問題的辦法之一。雖然部 分建議過於理想化，並未得到全部實施。但是調均思想出現還是豐富了儒家學說，體現 了民本思想，對於當今社會仍具有指導意義。

調均論的政治經濟學視野

大部分人認為董仲舒調均的思想，是一個經濟上的措施，其實不然。董仲舒的調均

思想不僅僅針對經濟上的調均問題，更有其政治層面、社會層面的意義。

董仲舒在思想層面上的調均，豐富了儒家仁愛思想和仁政理念的內涵，彰顯了儒家中和理想的價值，以及中庸的原則、方法及其意義。並且，在承認差別的同時強調相對均衡，如不均衡則實行調節，反映了儒家重視整體和諧的社會理想，促進了社會公平意識的增長。而且董子對陰陽學說的吸收，使得其從天的角度來告誡君主重視德行而非刑罰，推行德治作為治國之本。

董仲舒的調均論，儘管以調均貧富為直接目的，經由思想上人性論和華夷觀的調均 以及陰陽學說的吸收，逐漸向倫常世界進行滲透，但是董子真正的目的和興趣都指向在 國家的政治生活。董仲舒調均論的落腳點還是在於為漢朝的社會穩定和君王的政治統御 提供現實服務。其他的理論學說都是圍繞這一目的來展開，可以看作實現這一目的的附 帶品。

綜合而言，董仲舒的調均不只是限於經濟領域，而是面向全社會的治理，而進行的 系統的調均，將經濟、政治、社會、思想的調均融於一體，從而實現大一統的政治統治， 這就是董仲舒調均思想的內在邏輯。

這個思維邏輯和治國理政的理念，體現了董仲舒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要求，反映了儒學在新的歷史時期透過創新而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生命力所在。從本質上來講，董仲舒的調均論，是創造性地繼承並發展了先秦那些具有調均傾向的思想，並將其上升到社會和諧發展、政治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安定以及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

結語

透過對董仲舒調均思想的再解讀，在新時代背景之下，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和立場來 重新看待董仲舒，並對其人其說作一個全新的認識和評價。

雖然先秦時期便有很多儒家學者的思想具有調均傾向，但是他們都沒有將調均上升 到治國理政和價值觀念的層面。而董仲舒為儒學確立官學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也 將調均思想放在了治國理政的層面，完成將先秦儒家那些具有調均傾向思想儒學化的任 務，極大地豐富了調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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