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中國古代傳世律典中，最早對教令權加以規定的是唐律。《唐律疏議》雲：“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於事合宜，即須奉以周旋，子孫不得違犯。”又云：“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唐朝以後，宋、明、清等王朝法律均有此類規定。

一、王朝律典的規定

從王朝律典規定來看，中國古代社會的教令權，指的是家長包括祖父母、父母享有對子孫進行教育、命令的法律權力。教令權的主體主要是祖父母、父母，其中祖父母包括義祖父母、改嫁的祖母，父母包括義父母、繼父母、改嫁的母親。

教令權指向的物件包括兒子、兒媳、未出嫁的女兒、義子、義女等。在中國古代社會，祖父母或父母對子孫進行教令主要可分為兩類：

尊長教令子孫行好事，走正途。

在中國古代社會，規勸、教令子孫行正道的案件不在少處。

有的尊長因為子孫犯奸盜忿恨交加而自殺，有的尊長因為子孫不聽從教令仍舊犯奸盜而自殺，這些足以表明尊長為了子孫“改邪歸正”，他們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讓後輩醒悟。

尊長教令子孫為非。

在中國古代的司法案件中，常常能看見尊長唆使、教令子孫盜竊他人的財物（通常為牛、驢等牲畜），事情敗露後尊長因為擔心惹上官司自盡，雖說子孫做出違法之事是由於尊長的教唆，但是即便如此，按照律例規定，子孫仍要受到處罰。

二、教令權法的產生

孝道觀念是中國古代教令權法產生的思想淵源。中國古代的孝道觀念源遠流長，與此相應，中國古代的教令權法也應產生得很早。但如前述，在傳世律典中，目前所知對教令權最早予以規定的是唐律。

《唐律疏議》雲：“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於事合宜，即須奉以周旋，子孫不得違犯。”

不過，根據沈家本、程樹德等人的研究，早在晉代，教令權已被納入律典之中。《宋書·何承天傳》中記載：南朝宋時一名叫尹嘉的人，因家裡貧窮，其母熊自賣其身，為尹嘉償還債務。後來尹嘉因此被譜議為行為不孝，當處以死刑。

何承天認為，儘管當時的法律有“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這樣的規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尹嘉的行為構成了“違犯教令”罪。尹嘉的母親之所以自賣其身，其目的是為救兒子，而現在卻要將尹嘉處死，這是與尹嘉母親的本心相違背的。尹嘉母親並未向官府首告尹嘉，其賣身行為也屬於和賣。

因此，依違犯教令罪議將尹嘉處以死刑在法律適用上是不對的。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知道，在南朝時期的宋代，法律已有懲處“違犯教令”的規定。因為南朝劉宋的法律實際上即為沿用晉律，沈家本認為晉律當中已出現教令權的規定。

程樹德根據此段記載，也認為“此條所謂法雲：‘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當即晉律本文”。

沈家本、程樹德認為家長對兒孫的教令權的法律規定，最早應當出現在晉律當中。不過，根據其它法律文獻，中國古代教令權法至少在漢代就已經產生。

出土文獻張家山漢墓竹簡中有這樣的記載：律曰：不孝，棄市。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吏且何以論子？……曰：當棄市。有曰：有死父，不祠其家三日，子當何論？……曰：不當論。有子不聽生父教，誰與不聽死父教罪重？……曰：不聽死父教毋罪。

從張家山漢墓竹簡中的這段記載可知，在漢代，法律規定，兒子不聽生父的教令，應當治罪。而不聽死去的父親的遺教，則為無罪。據此，早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教令權法。漢承秦制，漢代初期的法律主要沿襲秦代法律。

據此推測，秦律當中可能也有教令權的規定。當然，這種說法屬於推論，目前尚無明確證據表明秦代甚至更早時期中國即出現了教令權法。

三、教令權法的發展

漢代已有教令權的法律規定，但根據目前已知的文獻，漢代教令權法的具體內容尚無法確知。到了晉代，根據上述《宋書·何承天傳》的記載，其教令權法的具體內容為：“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據此可知，晉代的教令權法至少具有以下特點。

一、教令權的主體為父母。二、在法律程式上並無父母親告的明確規定，但所告必須被證明確實是父母的要求才被許可。三、量刑重，可以處以死刑。四、尚未成為專條，而是與“敬恭有虧”共為一條。

晉朝以後的南朝劉宋政權，其法律主要是沿用晉律。從上述《宋書·何承天傳》可知，

晉朝的教令權法亦為劉宋法律所沿襲。劉宋政權後的南朝其它各個政權以及北朝、隋朝等各個朝代的法律是否有教令權的規定，由於其律典均沒有傳存於世，目前尚難能確知。不過晉律和南北朝、隋朝的法律關係密切，可謂一脈相傳，正如陳寅恪所言：“古代律例關係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家大族建立晉室，統治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採用之，輾轉嬗蛻，經由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律不祧之正統”，由此而論，它們與晉律一樣有教令權的規定應是非常有可能的。

唐朝法律對前代的教令權法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變化。唐朝教令權法主要是《唐律疏議》中的兩條規定，一為“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於事合宜，即須奉以周旋，子孫不得違犯。”這條規定主要是設定了祖父母、父母的教令權。一為“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

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這一條主要是規定了子孫違犯教令所應受到的懲罰。從這兩條教令權律文可知，唐朝的教令權法在某些方面與前朝的教令權法具有相似性，顯示了兩者之間的承繼關係。這種相似性或傳承性主要體現在條文形式上，即兩者都是將違犯教令與另外（供養有闕、敬恭有虧）的罪名並例共設，形成一個法律專條。

同時，唐朝的教令權法與前朝的教令權法相比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首先是教令權主體的擴大。漢、晉、劉宋教令權法規定的教令權主體為父母，而唐朝教令權法規定的教令權主體為祖父母與父母。其次，法律程式發生重要變化。漢、晉、劉宋教令權法並未明確規定違犯教令罪成立的前提條件是父母親告，只是規定所告應符合父母的意願。對違犯教令的處罰力度大為減輕。

漢、晉、劉宋教令權法規定，違犯教令可處以死刑，

而唐律規定只能處以徒二年的處罰。第四，對違犯教令罪的成立做了較明確的限定。即祖父母、父母的教令要“於事合宜”；子孫對祖父母、父母教令“可從而違”的行為，才構成違犯教令罪。宋朝的教令權法基本沿襲唐朝。

宋朝的教令權法主要是《宋刑統》“子孫違犯教令”條。該律條規定：“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這一律條與《唐律疏議》中的相關規定完全一樣。元朝法律沒有“子孫違犯教令”罪的規定。

明朝的教令權法基本上沿襲唐宋，其主要內容為《大明律》中“子孫違犯教令”的規定：“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除量刑方面由徒二年改為杖一百外，明代的教令權法與唐宋兩朝的教令權法在內容上完全一樣。

子孫違犯教令罪、不孝罪與不孝行為之間既有聯絡又有區別。

不孝行為範圍極廣，它既不同於子孫違犯教令，也不同於不孝罪，準確來說，子孫違犯教令罪與不孝罪涵蓋在不孝行為中。

在不孝行為這個大概念裡，還包括妻子對丈夫的違逆。子孫違犯教令罪的判定標準在於卑幼是否違犯了尊長的教令，而不孝罪包括幾種具體的情形，具體有：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奉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等。

結語

這兩個罪都是屬於道德立法的法律概念，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立法技術日臻成熟和完善，這使得不孝罪從籠統變得具象，而教令因為所指不明，它的範圍始終十分寬泛，久而久之，子孫違犯教令罪與不孝罪之間有了區分；其次，不孝罪在清代律文中處於名例律之下，子孫違犯教令罪處在刑律訴訟門下，二者相當於總則和分則的關係；再者，從不孝罪與子孫違犯教令罪的規定來看，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差別，但究其根本，二者皆以保護等級家庭倫理秩序為宗旨，強調尊長對卑幼享有絕對的專制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