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袁家村土地瘠薄，乾旱少雨，資源匱乏，是禮泉縣有名的“爛杆村”。當地群眾有順口溜說：“點燈沒油，耕地沒牛，幹活選不出個頭兒。”

20世紀70年代初，郭裕祿出任村黨支部書記。他帶領群眾修田造地、改土積肥、打井取水，把靠天吃飯的貧瘠土地改造成了旱澇保收的良田沃土，糧棉畝產量躍居全省前列。

沒有任何資源優勢的袁家村，改革開放後，搶抓機遇，大力發展村辦企業，壯大集體經濟，改善村民生活，成為聞名全省的富裕村，家家戶戶都住上了村集體建設的二層小樓。後來，由於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袁家村的水泥廠、石灰廠等村辦企業被關停。青壯年勞力紛紛外出打工，袁家村又成了“東西一條街，南北兩排房，工廠廢墟多，環境髒亂差”的“空心村”。

2007年，郭裕祿的兒子、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成長起來的郭佔武出任村黨支部書記。他帶領鄉親們以鄉村旅遊為突破口，打造農民創業平臺，解決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以股份合作為切入點，創辦農民合作社，解決群眾收入分配不均和共同富裕問題。透過一系列創新實踐，袁家村成功探索出一條破解“三農”難題、實現鄉村振興的新路徑。

以專注力堅持探索與創新

退回到2007年的袁家村，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關中自然村，沒有什麼旅遊資源。能把旅遊做到這個程度，最大的立足點就是因地制宜，專注於袁家村本來的樣子，專注於袁家村能做的。袁家村的主題是關中民俗，“我們為什麼不做紅色延安，為什麼不做唐昭陵，唐昭陵就在我們背後我們都不做，不做的原因是那些跟我們的生活都沒什麼關係，我們就要做關中地地道道的農村生活。我們說的話，我們的衣著，我們的很多東西都是關中民俗的一部分。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我能做，別的我們做不了，也不會做。”

“就拿小吃街打個比方吧，這條街裡面如果有100個商戶，我們就需要100種小吃。比如說有鍋盔，有豆腐腦，有炸麻花的……大家就來認領，最早出現過一個現象，一家門店有幾家來報名的，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PK。這咋PK呢？比如說你報名做鍋盔，同時在這兒做，從和麵開始，整個工藝做下來，最後做好了我們品嚐，留味道做的最好的一家。”

“商戶也是有感情的，最早做小吃街的時候，有些手藝不怎麼好，我們一直要求去人家做得好的地方學習，一定要把好吃的東西做回來。現在，都能做好了。”

“我們每個月都要統計銷量後五名，我們要調整這些商戶的經營方式，實在調整不過來的就考慮換人，或者換產品。”

為嚴格把控食品安全，確保食材的原生態。袁家村村集體管轄的商鋪，必須使用合作坊合作社生產的麵粉、油、醋等農副產品。由村委會進行監督，既保證了合作社的銷量，又使廣大遊客可以品嚐到原生態、無任何新增劑的食材。村裡要求所有店主在門口豎牌子發誓，如：“店主發誓承諾，如果羊血摻假，甘願禍及子孫。店主呂偉。”“店主重誓承諾：如做不到以上幾點甘願後輩遠離仕途墜入乞門”。

為什麼小吃街的東西好吃？主要就是使用的原料和外面的不一樣，辣子、醋、油都散發著天然的味道，小吃街生意最火爆的粉湯羊血，其羊血由店主呂師傅親自到禮泉西關回民宰殺點採購，豆腐、粉條、辣子、菜籽油都來自袁家村作坊，保證食材的原生態和不新增，是袁家村十年以來最重要的事情。

郭裕祿對於食品安全有著極其苛刻的要求，他每天都會去袁家村上百家商戶抽查，一旦發現問題除了高額罰款之外，有的直接鎖門關店。甚至食物做得不好吃，也會被鎖門。曾經一位鄉級幹部的妻子在袁家村做攪團生意，夫妻二人請郭裕祿過去品嚐。不嘗則罷，一嘗郭裕祿對二人嚴厲批評了一次，責罵他們攪團做的不正宗，口感極差。最後這家店在外面請了一位做攪團的專業師傅才免去了被鎖門關店的命運。

“袁家村的發展就是‘無中生有’，一步步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實現全體村民共同富裕。袁家村定位是關中民俗，鄉村旅遊是突破口，破題是做食品安全，之所以能持續發展，其關鍵就在於不斷創新。”袁家村村主任助理師馨一介紹。

“2010年來村裡的遊客已經非常多了，但我們發現晚上留不住人後，就轉型升級做鄉村度假，建成客棧區，可以晚上人留下來幹什麼？”師馨一說，袁家村就又打造了酒吧街、藝術街、時尚街等適合夜晚消費的新型街區，逐步實現白天的袁家村向月光下的袁家村的轉變。

在人才方面，師馨一說，現在有全國各地有想法、有夢想的年輕人來到袁家村，其中也包括國際頂尖大學畢業的高階人才，袁家村給他們提供創業平臺。

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的楊陽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創業夥伴就是看到了袁家村發展機遇和市場空白以及創業政策，來到袁家村，打造了以關中民俗蠟像為主題的一家名為超凡蠟像館的體驗館。

楊陽說，蠟像館在國內外非常的火，我們自己有技術有能力，為什麼不做一家自己的蠟像館？說幹就幹，他們結合袁家村的特色，將關中民俗蠟像融入其中，又加入了影視明星、體壇傳奇、科幻動漫等人物蠟像，打造以蠟像展示、休閒娛樂、高階定製為一體的文化綜合體。

“我們的專案可以彌補袁家村文化旅遊專案的業態，可以讓遊客到袁家村體驗到更多的旅遊業態。”楊陽說，在專案籌備初期，袁家村對他們的創業想法特別支援，給予了他們非常多的幫助，蠟像館建成運營以來，吸引了數萬人進館參觀。

引進來與走出去不斷延長生命線

蠟像館只是袁家村新型業態不斷突破發展的一個縮影。但是，袁家村在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危機感，靠什麼能支撐袁家村持續發展下去，除旅遊以外，袁家村又提出來“進城、出省”的走出去戰略。

2015年8月，袁家村第一家進城店在西安曲江銀泰開業。優選商戶30家，由村民入股的600萬元投資僅九個月就全部收回。當初計劃進城店時，村裡反對聲音非常多，大家覺得“人家在城裡吃完，不來袁家村了怎麼辦”？走出後才發現，鄉村旅遊更多吸引本地遊客，但是餐飲可以把袁家村品牌讓更多人知道，透過袁家村餐飲品牌的推出，吸引了很多來陝西旅遊的外省，甚至外國遊客走進袁家村，同時為鄉村扶貧提供了更多就業崗位。

袁家村的目標是希望走出陝西，走到到北上廣深，走到每個城市，餐飲店也只是袁家村農產品走出的第一步，也正在計劃打造線上線下平臺，實現“袁家村”農產品走進社群實現社群配送。

出省計劃就是袁家村用袁家村總結的經驗和思路打造一個不同地域文化的袁家村，青海、河南、山西、湖北都有袁家村的基地。用陝西的方法也同樣可以做外省市場，如果袁家村在省外也能做成功，那就是全國的袁家村。

關中明清式磚木古建築民居外，青磚灰瓦木椽房簷下的雙尾美人魚星巴克Logo格外醒目，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手捧一杯咖啡從裡面走出來，消失在街巷熙攘的人流中。

近些年，來袁家村的外地甚至外國遊客越來越多。文創藝術、音樂作曲、咖啡酒吧等時尚元素，騎馬、滑雪、汽車漂移、直升機觀光等娛樂專案先後落戶袁家村，而且很有市場，經濟效益可觀。

袁家村酒吧街上有一間10多平方米名為“80後”的酒吧，店主是30多歲的禮泉縣城的姑娘金英子和丈夫謝瑤。

“年收入也就是掙個高工資，60多萬元吧！”金英子熱情開朗。

開放的中國，不僅吸引了外國遊客體驗關中農村民俗文化，也讓外商發現中西結合融入當地文化拓展業績的商機。

在袁家村總會計師任紅敏的盛情邀約下，星巴克西北區負責人來到袁家村考察後，被多元化的業態和消費群體所打動。2019年11月，星巴克袁家村臻品店正式開業，將咖啡香融入本地文化。

星巴克袁家村店是一棟富有清代關中民居特色的三合院，牆面保留了原始建築的六邊窗型，搭配環繞室內外空間的橡木格柵，體現了東方古典韻味。

“星巴克選擇在袁家村開設門店，體現了星巴克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經營理念。”星巴克中國總部的一位工作人員說，除了袁家村的門店，星巴克還開進了福建晉江的閩南紅磚大厝，廣西陽朔的如墨山水間。

在文化藝術品街區，來自沙特的小哥Kazi，坐在店門口用玻璃瓶製作沙畫。2019年底，Kazi和中國合夥人金波一起在袁家村開了這間店，現在每個月收入8000元。

吸引星巴克這樣的跨國連鎖品牌和外籍人士投資興業，是袁家村向多元化、國際化發展的新嘗試。

此前，袁家村已經在農民夜校為村民和商戶教授英語，在景區實現中英雙語標識，全球招募“實習村長”，還派送300多名村民去日本、泰國學習服務意識和精細化管理。

除了引進來，袁家村地域民俗品牌也開始走出去。目前青海、山西、河南的袁家村地域民俗體驗景區已經開門迎客。東南沿海的江蘇宿遷、海南島的瓊海博鰲專案也正在建設中。

袁家村村委會主任王創戰說，受國家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帶來的國際交流便利鼓舞，袁家村除了“引進來”，還要藉助網際網路技術走出國門，讓外國消費者吃到地道中國美食。

共創共贏背後的讓利哲學

2007年，袁家村率先提出打造關中民俗文化旅遊第一品牌的目標。以村子為載體，以村民為主體，建成民俗濃厚，特色鮮明的“關中印象體驗地”。

鄉村旅遊，特別是打著民俗文化旗號的，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怪象，那就是鄉村裡面無村民，沒有民俗，也沒有文化，只有爛大街的小吃。而袁家村則不同，它自始至終都以村民的利益為先，進而逐步招商合作，實現共創共贏。

袁家村是關中的一個普通小村，村民們大多很樸實，對外界和時代發展脈搏不敏感，起初發展農家樂的建議幾乎沒人同意，響應的村民不多，村裡就提出以集體經濟支援、反哺村民的方式予以推進，如果經營失敗，由村裡補貼。事實證明，農家樂的路子走對了。袁家村的農家樂很快得到了市場認可，賺錢的村民越來越多，響應號召開辦農家樂的村民越來越多。

合作社是袁家村的一大特色，如小吃街合作社、豆腐合作社、粉條合作社、辣子合作社、酸奶合作社、麵粉合作社、醋合作社、油合作社，一年分一次紅，收益率高的時候可到百分之八九十，低的時候也有百分之十幾。這些合作社的資訊非常透明，任何去袁家村遊玩的人都可以看到，小吃街與各作坊合作社的參與者姓名、哪裡人、入社金額都掛在牆上。名單顯示，除了袁家村本村村民外，參加合作社的還有周圍村莊乃至更遠地區的人。

這種情況頗為罕見，袁家村合作社不僅經營良好還持續分紅，分紅頻率與收益率遠超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本村和外村村民之間並沒有什麼矛盾衝突，袁家村人沒有因為外地人掙錢了就趕走他們自己來做，外地人也沒有“憑什麼我掙了錢要分給當地人”的想法。

這種互利共贏的局面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最初，沒有人相信袁家村能掙錢，也沒有人願意來這裡發展。無論是農家樂、小吃街，還是作坊，大家都不認為會有人大老遠跑到袁家村來消費。於是，村書記郭佔武採取了放水養魚的做法。

2007年，為鼓勵本村村民發展農家樂，袁家村給願意投資辦農家樂的村民報銷一半的裝修費，同時免費供應水泥。2007-08年在康莊老街開作坊和招商，可免租金，甚至有的作坊因為要從外村請人，還承諾了保底工資。2010年，招募小吃街商戶時也免租金。

後續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先是農家樂，後是康莊老街的作坊和商戶，再後來的小吃街，生意都是加速度增長。多的如酸奶作坊，一年利潤上千萬元，小一點的如小吃街的麻花、羊血粉絲，一年營業額也能達到三四百萬元。

在此基礎上，2012年，袁家村開始逐步組建合作社，讓本村村民有機會分享收益，平衡各方利益。

原本在康莊老街上靠著做豆腐年收入百萬元的盧志強，剛開始接受不了將自己生意興隆的豆腐坊改為合作社。村裡先說服了他的兒子，他兒子再給盧志強做通了思想工作。按照豆腐合作社的入股情況，盧志強投資了20萬元，其他股東包括袁家村村民在內的95人，每人投資2000元到68萬元不等，這些人合計佔80%，袁家村村集體佔20%。

“這不是分你的錢，而是讓你更好地掙錢，” 郭俊武說。

豆腐坊遷址擴建後，盧志強負責經營和管理，從原材料選取到豆漿豆花豆腐的生產、銷售，都由他來把關。“這家店是我主持建起來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我從外面蒐羅回來的，”盧師傅對現狀非常滿意，他指了指寬敞的大廳還有古色古香的桌椅說道，“原來自己走街串巷賣豆腐，也掙不了多少錢，來袁家村以後，才有那麼好的生意。”

和盧志強一樣遭遇了同樣心理衝突的還有其他作坊的投資人。新村民馬秋鳳是粉條作坊的發起人，由於粉條是全新產品，並不像豆腐坊的收益那樣顯而易見，最初並沒有多少人入社，是袁家村村裡先出了一部分資金，半年後實現盈利60萬元，郭佔武要求在分紅前先分股。

“我覺得這不正常啊，困難的時候讓你入股，你不入，現在要分錢了，再入股。郭書記當時對我說，‘我是讓你帶著村民一起賺錢’。”馬秋鳳說，“那個時候想不通，現在都想通了。一個人把錢都給賺了，我覺得這才不正常。前幾年每年有一個分紅大會，分錢的時候，股民會拉著我的手說，‘太感謝了’，這感覺不一樣啊。”

按照郭俊武的說法，袁家村“允許村民富，但不能暴富”，短時間內“允許翻一番，但不允許翻十翻”，一旦有新專案，都是在群裡發個訊息，大家自願報名，“報的人太多，會限制大戶、鼓勵小戶，入的多的壓制一下，入的少的抬一抬”。

複製不是那麼簡單

自袁家村聲名遠揚以來，全國已經有不少村莊學習過袁家村，單單陝西一省，據說就有上百個，但都不成功。比如，袁家村不遠的數百米之處有一個“官廳古鎮”，投資上億元，2016年開始對外營業，現在冷冷清清，除了看守古鎮的人員，幾乎沒有店鋪開業，更沒有遊客。

其他模仿袁家村的失敗案例不知凡幾。“他們拿著尺子來量臺階有多高，房子有多深，門面有多大，”小吃街上的工作人員笑著說，回去後依樣畫葫蘆建一條小吃街，卻沒有遊客。

“很多人學習袁家村，最後做不下去了，來找我們諮詢。制度、經營理念，不是透過‘量’能得到，很多軟的東西不具備，是做不成的。”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常偉表示，“鄉村旅遊可以搞，但不是所有的村都適合發展旅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守英也認為，袁家村的經驗不可以複製，因為每個鄉村都不一樣。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徐祥臨，他指出，這就像以前的華西村，能複製的就很少。

袁家村有太多不可複製的因素，就像郭佔武自己說的，他本人就不可以複製。郭佔武對農村、農民的認識，對市場和消費者的把握，他的協調能力和綜合素質，都非常難得。他被公認為袁家村過去十年成功的關鍵因素，沒有他，袁家村無法取得現在的成就，甚至連第一步都邁不出。

郭佔武的能力之所以能在袁家村結出果實，與他的父親郭裕祿治理袁家村三十多年也有很大關係。袁家村在郭裕祿的帶領下，上個世紀70年代就是陝西的明星村，甚至在全國都能掛上號。改革開放後，袁家村堅持集體經營，基層組織很有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稱其為“紅帽子”村，全國有二、三十個村，包括袁家村，都在堅持集體經濟。

“袁家村鄉村旅遊發展起步時，我的精神可以傳達到每個幹部、每個作坊、每個村民。”郭佔武說。現在，袁家村人對郭佔武更加信任，甚至可以說到了信仰的程度。

還有一點，很多人可能沒有留意到，袁家村媳婦們的綜合素質遠高於一般農村婦女，在袁家村發展農家樂的起步階段，她們的文化水平、學習能力、溝通能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上個世紀，袁家村成為明星村後，對娶進門的媳婦有明確的要求，其中一項就是高中學歷。

不過，專家們認為，儘管袁家村難以複製，但袁家村的成功為鄉村振興揭示了一個重要方向。

“袁家村是自主建設的結果。”中國鄉建院院長李昌平指出，鄉村振興關鍵就是重建農民自主性。劉守英也認為，應該讓農民自主發展。

“說到底，就是發動群眾，把群眾的潛力挖掘出來。一定要尊重老百姓。”徐祥臨說，“本村老百姓提出來的，看似落後，只要思路對頭，甚至比大學教授、領導幹部，講的東西有用的多。”

李昌平認為，袁家村的經驗再次表明農民組織化的重要性。他表示，分散化從長期看沒有效率，農民必須組織起來，沒有別的道路，如此才能分享市場經濟的成果。合作金融是組織農民的重要方式之一，袁家村的合作社本質上是合作金融的一種形式，通俗一點說，就是在村裡搞了股票市場。

李昌平已經在全國就內建金融做了10年試驗，參與村莊達112個，結果顯示，發展內建金融對鄉村振興非常有效，組織有效+金融有效等於產權有效、信用有效、業態有效、治理有效、文化有效。

此外，常偉指出，袁家村有些經驗對其他村莊具有普遍借鑑意義。一是袁家村很用心在做事，二是袁家村找到了一個外地投資和當地老百姓共享利益的好辦法。

“共享利益機制是非常好的思路，可以給外來投資者形成穩定的預期，他們可以投資一些時間長、見效慢的專案。如果關係緊張，投資的往往都是短期的。”他說，“想投資農村的人也要對當地研究透，融入當地，實現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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