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到了二十六日，由於右方的“腋”他部秀孝死亡，出現了由誰來填補這一空缺的問題。從事相撲四十餘年的土佐相撲人中臣為男渴望登上“腋”的位置，作為其最後的榮耀為土佐相撲贏得面子。此外，縣為永、縣高平、惟永等人也希望獲得這個位置，打算在右近衛府舉行“內取”時一決勝負，最終為了獎賞為男多年的功勞，決定提拔他為“腋”。這裡所說的“內取”是指練習相撲，是在“最手”真上勝岡等人到來的這一天，近衛府內舉行了“府之內取”（近衛府的內取）。

接下來，翌日又進行了有天皇臨席的“御前內取”。這一年的內取是府、御前各一日，

但一般情況下會各自延續數日，從全國各地彙集而來的相撲人在這裡接受技術力量的檢驗，召合當天的出場者、級別也是在這裡決定的。最終在二十九日迎來了召合首日。然而，這一年，任右近衛府大將的實資既未參加召合也未參加拔出

，只是在家裡接受報告。日記中並未詳細描寫召合當日的情形。總之是天皇臨席，左右大臣以下參列，由左右各近衛府的相撲人進行了共十七場相撲比賽。話雖如此，但當時比賽的樣子，還是與現代的相撲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沒有設定勝負裁定的中立者。左右近衛府各選出一名“相撲長”主持比賽，由“立合”安排相撲人面對面站好準備開始比賽。決出勝負後，勝方的近衛次將發出指示，

由“數差”將箭插在地面上，勝方發出獲勝時的“亂聲”，“立合”表演“立合舞”，奏起音樂。與此同時敗方退場。在勝負僵持不下時，就申請“論”“勝負定”（即現代的商議），最終要仰賴天皇的判斷即“天判”。

但也有稱作“持”的不分勝負的情形。第二，沒有類似現代土俵那樣的決定勝負的邊界線，勝負完全依據是否將對方扳倒來確定。源師時的日記《長秋記》中較為詳盡地記載了相撲的手法，從十二世紀的事例可以知曉，作為決定勝負的招數，除了手著地、膝蓋著地之外，還有“搦”、“投”等，好像是雙方扭在一起，或是用腳等將對方摔倒。當時相撲人的裝束，是一種叫作“犢”的兜襠布狀的東西，但不像現代相撲的兜襠布那樣有確實著手抓的地方，雖然也叫作“投技”，但應該是抱起對手或是抓住手臂將對手扔倒在地吧。

作為整體的印象，應該是比起現代相撲來更接近蒙古相撲吧。到了這個時期，相撲在技術上已經相當穩定，

規則也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完善，比如曾經有相撲人在“召合”比賽中抓了對方頭髮，而被視為犯規遭到臨時拘禁。

可以說，作為觀賞用的格鬥競技已經形成了。這些與相撲節相撲人的專業化傾向有著密切的關聯，稍後我們還會再做說明，這裡先回到儀式程式的話題上來。相撲節的儀式程式，由多種多樣的舞樂所妝點。舞樂分為左舞、右舞，這與相撲節的左方、右方相對應。比如左方的相撲人勝出時演奏左舞“拔頭”，右方勝出時演奏右舞“納蘇利”，儀式的各段落間演奏各種舞樂（因月食、凶日等事由而省略舞樂的情形也時有發生）。

關於這些奏樂有很多需要說明的地方，但此處僅指出一點，即相撲節最後演奏的“千秋樂”、“萬歲樂”，是中世以後作為祝壽雜藝來表演的“千秋萬歲”的起源，也是近世以後相撲、歌舞伎、戲曲歌劇演出最後一天的稱呼“千秋樂”一詞的起源。至於其如何成為中世各種奏樂的重要源流，

其詳細內容請參考能勢朝次的《能樂源流考》、林屋辰三郎的《中世藝能史研究》這兩本著作。

在舉行召合、拔出的前後，天皇會舉行“相撲人御覽”活動，有時還會向相撲人賞賜食祿。尤其是在相撲節結束之後，左右近衛大將還要設饗宴款待並賞賜食祿給自己一方的相撲人和相關職員，這種做法已經成為習俗，人們將此稱為還饗。據說席上還有布引、俳優助興，演奏管絃樂。除此之外，在相撲節前後的這段時間，貴族們也會邀請相撲人到私宅舉行相撲比賽、開設饗宴，院、天皇也會舉辦臨時相撲，這些活動都有各種各樣的演藝人助興。

另外，有時還會模仿相撲節的程式樣式，舉行童子之間的小童相撲。以上介紹了相撲節的大概程式，是管這種介紹非常簡單，另外，關於儀式的細節，還司大概程式、儘管這散及古事類中的為進相撲演出的故實來，收成相外方的定，比如，人們會從獲勝方的“立合”背者弓跳“立，經常報人們”弓取”的起源，從獲勝方的相撲人將人造花（

右方為夕額，左方為葵）

傳給下一位出場選手的慣例中尋求“花道”、“力水”的歷史由來。

從相撲節中尋找近世相撲習俗的淵源本身，作為整體旨趣來說並非沒有根據，但是具體到某個特定的習俗就未必那麼準確了。下面再看一下相撲節相撲人的任用。正如前文所述，相撲節相撲人原則上是從各國挑選臂力強勁者、相撲技藝卓越者進獻給朝廷的。但實際上各國的進貢常有滯怠，朝廷時常會下達督促進貢相撲人的命令。

比如，治安三（一O二三）年朝廷曾向“五畿七道諸國司”發文，責難其不遵守期限，或進貢之人氣虛體弱無法進行相撲，而命令他們每年要挑選臂力強勁的“相撲白丁二人”按期限進貢朝廷。

這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尤其是到了十世紀前後，為了彌補由進貢滯怠而產生的相撲人的不足，朝廷經常會從進京上訴的百姓中挑選“容體長大者”徵用其為相撲人，或是以“京中長大者及諸司史生、

府生”來補足。

總之，挑選一些看似臂力強勁的外行人，將其培養成相撲人的情形也非常多見。而在從各國進貢的相撲人的選拔上，也大多要求“以臂力而聞名”，可以說至少在這一階段，對相撲人的要求主要是臂力，技巧則為其次。這似乎說明，這一階段的相撲還不具備作為格鬥競技所需的特定技術體系。

這種狀況在十二世紀左右起了若干變化。相撲節相撲人的地位變得穩固了，或者說由特定姓氏世襲的情況開始變得引人注了。

關於十二世紀為中心的相撲節相撲人的出身階層，以及代代相撲節相撲人輩出的家族等，野口實以地方武士為主進行了簡要的整理，下面將參考野口的成果，就其主要的內容進行敘述。

首先，可以舉出以下野國為活動中心的東國的秀鄉流藤原氏如下野國的藤原姓足利氏一族，在十二世紀就出了好幾位相撲節相撲人。除了足利嫡系之外，上野國的左貫氏等旁系中也出了相撲人。再如保元三（一一五八）年“最手”足利家岡的孫子忠綱，也是一名以孔武有力而聞名的武士。另外，屬於小山氏一族的大方氏，也是數代相撲節相撲人輩出的“相撲之家”。其次，還可舉出因幡國的伊福部氏。

天永年間以後，經常可以看到以“恆”、“常”或“經”為通字的因幡國相撲人，可以因此推定他們是擔任因幡國的一宮－宇倍宮的社司，很有勢力的“在廳官人”伊福部氏。其同族的高羽氏和長田氏，也擔任過相撲節相撲人，

其中還有被稱為“譜代相撲”的人。攝津的渡邊黨嵯峨源氏，在十一世紀之後也出過幾位相撲人。

如《尊卑分脈》中所記載的渡邊黨譜系圖中，有的名字旁邊就有“相撲名人”的旁註。

接下來還可以舉出薩摩國的大秦氏。康和二年，大秦元平因在相撲節上立功而被任命為郡司，此後代代擔任相撲節相撲人，在承安四年最後的相撲節上，還能看到相撲人大秦元光的名字。

此外，野口指出，駿河的大宅氏、肥後的阿蘇氏、尾張的小熊氏等也是相撲人之家。這些家族大約從十二世紀開始，由於相撲節相撲人輩出，建立起了與中央的聯絡，獲得了郡司等的職位，或許相撲節相撲人成為他們在當地發展勢力的一種手段了。

另外，這些武士在擔任相撲節相撲人的時候，登入姓名時往往會變更姓氏。

比如，如果是藤原姓的話則寫作“藤井”，是源姓的話寫作“縣”，是伊福部氏則寫作“服”。對此，野口推測，因為相撲人被視為地位低下者，或許是為了避諱藤原、源等貴姓，才會用異姓來表記自己的姓氏。這個觀點應該是可信的。擔任相撲節相撲人的出身階層，絕不僅限於上文提到的武士們。

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可以看到這些“相撲之家”的人們不斷得到重用的傾向。承安四年，久違的相撲節再次舉辦時，左近衛府給安房國發了一封文書，要求“督促舊貢相撲人之子，同時甄選臂力強勁之人，新點白丁進貢”。

一般認為“舊貢相撲人之子”佔據了相撲人的重要部分，而實際上在出任這最後一次相撲節的相撲人當中，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大方、伊福部、大秦、豐原等家族中相撲節相撲人輩出的“相撲之家”。

在這裡，可以看到相撲節相撲人的門第固定化的傾向。至於這種傾向緣何而起，我們會在後文中加以考察，在這裡首先想要指出的是，這種門第固定化的傾向預示著相撲節相撲人的職業化。在十二世紀的相撲節相撲人當中，常有年齡在五六十歲的高齡人，還有做了四十多年的資深相撲人。保留這些高齡相撲人不是為了參與“角力”這樣激烈的格鬥，而是要從他們身上學習高度樣式化了的技藝。

結語

在初期的相撲節中，存在著諸如激烈打擊技術的應酬，或用長長的指甲去抓對方的臉為特長等情景，但到相撲節的後期，已經形成了與初期相撲節完全不同的“相撲”，並開始得到推廣。

構成“相撲”原意的諸國的各式“格鬥”，在相撲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淘汰洗練，逐步濃縮為了特定樣式的技藝。在這一過程中，其作為格鬥的激烈程度有所減少，但作為用於觀賞的娛樂技藝卻得到了洗練和昇華。可以說，這就是相撲節到達的終點。“相撲”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