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在編排上是按照國別分卷的，不是編年體，嚴格意義上說，它雖然提供了很多史料，但不是“二十四史”那樣的史書。即便是同一國家的故事，也不是完全按照時間線順下來的，所以有時在事件描寫上，看來比較混亂。

比如同一個人，前腳還在楚國當大臣呢，後腳就跑到韓國勸韓王去了；同一件事，這段故事裡仗都打完了，下段故事裡還在說戰前怎麼準備。知道的說是從不同視角、不同時間講述同一事件，不知道的還以為時光穿越，平行時空。

所幸還有《史記》等史書來相互參照，因此在一些大的歷史事件上，我們基本還是能捋清楚前因後果，不至於讓人如墮雲霧之中。但有些東西沒有詳細的史料和描寫，就只能進行腦補了，比如一個具體的歷史人物，那才真是“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縱橫家”。

《戰國策》太過注重辯才謀略與縱橫捭闔了，在人物描寫上就不如《史記》；它也不是為了宣揚什麼道德規範，所以裡邊人物的價值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你看凡是講《戰國策》的故事啟發，要麼是說國家間的利益博弈，要麼是職場上的謀略心計，或者講些奇葩野史，很少有說透過《戰國策》學習樹立高大上的人生觀、價值觀的。

有時候我們看《戰國策》裡的辯士，不免覺得他們有些精神分裂，今天為這個諸侯國出謀劃策，明天為那個諸侯國殫精竭慮，一個諸侯國搞垮了，他們倒拍拍屁股獨善其身了。所以要求辯士們表現絕對忠誠未免強人所難，他們更多地是為了實現自身價值，時不時來一出“對不起，我是臥底”的戲碼。像給楚國挖了天坑的張儀，別人都以為他是秦國人，其實他是魏國人，後來在秦國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了魏國。

還有的辯士言行，名義上是這個人說的話辦的事，但實際完全有可能是別人的事蹟安到了他身上，假託他的名義只是為了強調某種辯辭觀點。意思是“你看，說得有道理吧。啥？你問是誰說的，那不重要”。比如《戰國策》裡的蘇秦、蘇代、蘇厲三兄弟，誰在什麼時間幹了什麼事基本是筆糊塗賬，張冠李戴的事情多如牛毛。因此不能簡單地透過一段話，一件事就來給《戰國策》裡的人物定性，會出現很多矛盾。我們可以承接前一篇文章來印證這個道理。

比如齊湣王有一段時間聽信一個叫祝弗的大臣，排斥周最，並接納了祝弗的主意，任命秦國逃臣呂禮為相，這麼做很可能是為了和秦國打好關係，這段故事我們在前面的文章裡講過。有人因此勸齊湣王：

您想和秦國結盟這沒錯。可秦國要是得到各國支援，一定會攻打齊國。如果秦、齊兩國聯合，那趙國擔心自己受到威脅，就會立即出兵攻打齊國表示聯秦。不管是秦趙聯合攻齊，還是秦齊聯合攻趙，這都對秦國有利，秦必持攻齊的態度不變。所以，聽祝弗的鬼話，那是站在了各國的對立面上。

與此同時，因為信祝弗貶周最這件事，也有人跑去齊國重臣孟嘗君耳邊吹風：

秦、齊兩國如果結盟，祝弗和呂禮就會被重用。他們倆被齊國重用，那秦國就必然輕視您。您不如加強北方的軍事力量，促使趙國與秦、魏兩國結盟，並聯絡周最加強自己的勢力。這樣就可使齊王違反秦、齊之間的盟約，又能防止諸侯攻齊的態度有變。齊國少了秦國的支援，諸侯就會聯合對付齊國，這樣祝弗在齊國就待不下去了，齊王還有誰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呢？

如果單看這兩段話，我們就會以為祝弗是個裡通外國的奸臣，周最是個忠心耿耿的忠臣，孟嘗君是個意圖養寇自重的權臣，呂禮是個被秦相魏冉迫害逃亡的叛臣——然而事實未必就像我們想的那樣，這個故事的還有另一個版本。

在齊湣王六年（前296年）的時候，以齊國為首的齊、韓、魏三國聯軍攻破了函谷關，讓秦昭襄王割地求和。過了一年，秦昭襄王的舅舅魏冉出任秦相，呂禮出逃齊國，還被周最勸說了一番。

但這一切都極有可能是做給齊國看的圈套。在呂禮出逃前，周最為呂禮、祝弗制定了和齊的計劃，魏冉是假意迫害呂禮，驅逐呂禮逃向齊國。祝弗吹風和周最被貶都在計劃之內，最後把呂禮捧上了齊相，齊和秦的關係得到了緩和。

其目的就是為了讓秦國暫時不用考慮齊國的威脅，從而能專心對付韓國和魏國。所以才有了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的時候，白起在伊闕對韓魏軍隊的大勝，斬首二十四萬，韓魏兩國精銳盡失，從此再無力對抗秦軍了。

你看，這種陰謀論驚不驚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人是很複雜的動物，性格也很立體，絕不像書裡呈現的那樣平面化。就像我們以為被張儀忽悠瘸了的楚懷王是個弱智，其實人家聯秦也有自己的戰略考慮，不能拿上帝視角來看當時的事；或者我們反覆提及的“辱秦小能手”周最，給他安這個外號只不過是為了貼標籤方便記憶，他還在秦昭襄王身邊待過呢——你說秦昭襄王得有多想不開才能在身邊安插這麼一個人，他是喜歡聽別人毒舌吐槽自己嗎？

所以周最反秦，親齊，當魏相，勸呂禮，侍奉秦昭襄王之類的事情都不違和，他未必忠於齊，也不忠於魏，還不忠於秦，他唯一忠於的，大概只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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