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是我國實業救國史上著名的代表人物，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南通、海洋大學創始人。他在民族危機時刻奮起反抗，憑藉著百折不撓的實幹精神，建立了不少的民族企業，挽救了民族危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讚賞。

他認為：實業是挽救中國的最好途徑。就比如在經濟方面，不論是輕工業還是重工業的蓬勃發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解決中國危機。而政治方面，他也有著不俗的天賦，是近代史上提出“區域自治”的第一人。

歷史上，張謇最卓越的貢獻就是大生紗廠，這也是他畢生的心血所在。從設廠自救的風潮開始，到第二年的招商建立新廠，可謂是困難重重。歷時一年收集到的資金卻不到10萬，無奈之下，張謇只得將官紗會用到的機器作為股份抵押，才將新廠正式開業。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可以說，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由於西方各國都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給中國的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的空間。

當時的大生紗廠取址是在江南，那裡人傑地靈是棉花的優良產地，不僅原料價格低且工人費用也普遍不高，又正處於稅務較輕的時期，所以，很快大生紗廠就取得了豐厚的利潤。據記載，張謇為了大生紗廠的發展，還在周邊建立了專業的墾牧公司，圍胡造田解決棉花原料的供應需求，不僅不再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解決許多農民的工作需求。

甚至，在後來的十多年內，他還建立了造紙廠、火柴廠、冶鐵廠等一系列質量高、規模大的民營企業。這個時期可謂是張謇最輝煌的時期，這樣實力雄厚的商業帝國，使無數人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同輩之人在他的羽翼之下都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在政治方面，張謇也有著不小的理想抱負，他立志將區域自治的方式推廣開來。

首先，第一步就是獲得一個政治經濟都能獨立存在的轄區。這樣的轄區是在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不談這種思想的先進性，單就其不再是皇帝中央集權的地方，就不被清朝朝廷所接納。所以，不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朝廷上的臣子們，都對張謇新建立的行政區加以各種阻攔，破壞。不久後，這一次大膽的嘗試，被清朝朝廷用一個提督的位置安撫而告終。

這僅僅是在政治上，而後，經濟上的打擊更是接連而來，在張謇想要同外國的資方進行的商業往來的時候，就被清朝朝廷多次攔截阻斷了。在受到了政治、經濟兩方面挫折的刺激之後，張謇沒有氣餒，他不斷尋求突破，一次性擴建了六個大生紗分廠。不過，這樣的方式可謂是極端的，不僅沒有考慮到原料的供應更沒有想到社會需求的整體平衡。

之後，整整八個大生紗廠，就像壓著張謇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輕輕一壓就可以壓垮他。

這時候的他，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開始在南通廣佈慈善，建立育嬰堂、學校、養老院等一條龍的社會場所，甚至，他還興修公路、建墓地，以改善當地的社會狀況。當然，最為主要的就是替祖國培養了大量的棟樑之才，從某種意義上講張謇也是推進了社會的發展。

只是這樣一來，他再也沒有辦法同時負擔八個大生紗廠、各個公司以及慈善事業的運轉，於是，他只能開始向外籌集資金。張謇周圍的朋友們深知這是一筆得不到回報的買賣，都不願意向他施以援助之手，這也就是張謇失敗的開端。

之後，唯一有實力也願意對張謇施以援助的只有日本公司。

面對如此諷刺的境況，最初，張謇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他心裡幾個最大的敵人，自然就包括日本，但是，日本卻是唯一對張謇伸出援助之手的國家。後來，在經濟壓力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張謇不得不接受日本的借款，來維持他的商業帝國及慈善事業的運轉。

不過，可惜的是日本人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他們在和張謇簽訂條約後，並沒有像條約所寫的那樣施加援助，他們所謂的救援不過是一紙空談。在日本人狡猾虛偽的設計之下，張謇的商業帝國很快就崩塌了。

之後，唯一被保留下來的只有大生紗廠，這個張謇畢生心血的濃縮物一直苟延殘喘，直到“一戰”結束後，西方的列強開始對中國已經發展的資本進行破壞，盛極一時的大生紗廠自然就在其列。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很長時間以來，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鉅富，但政治和社會聲望極高，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參考資料：

【《張謇奮鬥史：狀元從商啟示錄》、《張謇：從晚清狀元到愛國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