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復旦的自信

復旦大學歷史學和人類學聯合課題組對曹操家族的DNA研究專案始於2009年。當時，河南省安陽市宣稱發現曹操墓，隨後復旦大學人類遺傳學實驗室宣佈，擬用DNA技術開展對曹操家族DNA研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韓昇和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李輝教授跨學科聯手。

李輝教授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從現代曹氏家族的基因反推祖先，鎖定曹操的DNA特性。2009年起，課題在全國徵集曹操後人，共採集了79個曹姓家族的280名男性和446個包括夏侯、操等姓氏男性志願者的靜脈血樣本，最終樣本總量超過1000例。

與此同時，韓昇對全國各地258個曹姓家譜做了一次全面梳理研究，與史書、地方誌參照，篩選出8支援有家譜、具有一定可信性的曹氏族群。

復旦大學人類遺傳學實驗室對這8個曹氏族群的DNA做了重點檢測。人類DNA共有30億個鹼基對組合成23對染色體和線粒體，男性獨有的、鹼基對比較穩定的Y染色體只在家族中傳遞，是最合適的檢測物件。經過複雜的Y染色體DNA全序列檢測，課題組發現，其中6個家族屬於O2*—M268的基因型別，其祖先交會點在1800年至2000年前——正是曹操生活的年代。

“O2*—M268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染色體型別，在中國人口中只佔5%左右。這些曹氏家族都是仿冒的可能性，在機率上僅為千萬分之三，因此在法醫學上可以認定，他們是真實的曹操後代。”李輝解釋說，對這6個家系所做的Y染色體全譜分析顯示，其突變率、發生變化的速度很穩定，約每隔140年會產生一個差異點。到今天，曹丕和曹植兩家系的後代相差都在13個點，也與其生活時代基本吻合。

根據現代曹姓後人基因，課題組已成功反推出曹操家族DNA，但為了確證，研究還在繼續。

2011年初，韓昇、李輝來到安徽亳州，這裡是曹操老家、曹氏宗族墓所在地。在當地文物主管部門的積極支援下，他們找到兩顆上世紀70年代從曹氏宗族墓“元寶坑一號墓”中出土的，可以確證為曹操叔祖父（曹騰弟）、河間相曹鼎的牙齒。課題組將一顆儲存較好、表面還非常堅硬的牙齒帶回實驗室，在牙的側面打了個小孔，提取古DNA，經過每次間隔一個月、總共6次的反覆嚴格測試，隱藏在這顆牙齒中的時空記憶被展開——其古DNA中Y染色體型別就是之前找到的O2*—M268。

現代基因和古DNA的雙重驗證，讓復旦專家們認為，可以100%確定：曹操Y染色體即是該型別。

此前，經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分析確定，山東乳山市下初鎮河南村曹姓居民Y染色體型別都是O2*-M268，疑似曹操後裔。而紅學會會員、自稱曹操後裔的曹祖義，透過對《紅樓夢》以及相關史料與曹氏家譜的研究得出結論——曹雪芹的祖籍在乳山。也就是說根據DNA檢驗結果，以及曹祖義對史料的研究，曹雪芹很可能是曹操的後裔。隨後，復旦大學對國內與曹雪芹有關的曹姓人群進行了DNA檢測，現有的曹姓DNA資料支援曹雪芹祖籍“乳山說”。據介紹，當前，關於曹雪芹祖籍地還存有“豐潤說”“遼陽說”等眾多學說。

二、考古界的質疑

復旦大學檢測的Y染色體DNA，屬於核DNA。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鑑定中心主任鄧亞軍說，雖然核DNA用第二代測序儀可以測出來，但需要後期拼接。沒有高超的資訊分析水平和生物資訊的拼接能力，即使提取出來也無法進行拼接。

“

對古代陳舊的DNA進行檢測，越古老難度越大

。”鄧亞軍說，“

而且測核DNA比線粒體DNA更難。

”線粒體DNA結構相對穩定，考古上很多成功例子都是透過測線粒體DNA完成的。

“

檢測古DNA最重要的一步是清除汙染，排除微生物的侵蝕和外在留存的DNA。

”鄧亞軍說，“

頭骨很薄，破壞之後不能重複，而且它降解得太厲害，有機質DNA微乎其微，目前出土的骸骨不夠進行有效DNA提取。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體質人類學專家王明輝認為：“

從技術上來講，目前的DNA技術對樣品的要求比較嚴格，一般是儲存較好的牙齒或肢骨，曹操墓這個男性個體僅有兩枚牙齒，一枚第二前臼齒患有嚴重齲齒，僅餘齒根，無法提取DNA，一枚第一臼齒，但磨耗很厲害，根據以往的經驗是很難提取有效DNA的，同時該男性個體也沒有儲存較好的肢骨。

”

作為最早鑑定西高穴大墓中疑似曹操骸骨的體質人類學專家，王明輝說：“

想要對這個骸骨進行檢測，光透過國外做成的例子推測是不行的。要做也是損毀性的，無法復原。因此這一點點珍貴的骸骨，目前還不宜檢測。

”

王明輝還認為：“曹操的身世有曹氏說，有夏侯氏說。其本人的身份難以認定，根據族譜確定的曹操後人無從談起。”而且他認為真正的曹操後人身份難以判斷。

鄧亞軍也質疑說：“

能保證曹操代代譜系都有男孩嗎？歷史上的斷代、入贅、賜姓，包括有人說的曹家被滅門，都會對曹氏譜系造成較大影響，曹氏家族的Y染色體也可能受到影響

。”因而靠家譜徵集來的所謂後人中肯定會出現不同種類的Y染色體。

“

如果出現了十幾種或是幾十種分型怎麼辦？怎麼確定其中的哪種分型是曹操後代？這裡忽略了很多社會倫理問題。如果參照系有問題，前後工作就沒辦法做了。

”鄧亞軍說。

鄧亞軍強調，單靠檢測後代的Y染色體，只能確定其是曹操家族，但不能確認是曹操本人的後人，還是曹操兄弟或者是叔伯的後人。認定曹操是比較難的。

王明輝說：“理

論上即使所有問題解決，提取了後人確定的DNA，也提取了古DNA進行比對，結果即使很像，也只能證明存在共同的父系遺傳關係。

”

有鑑於此，考古學界對於DNA鑑定的權威性存在著疑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曾參與曹操高陵考古工作的賈連敏就對記者表示，“我們也很關注這則訊息，用DNA鑑定曹操家族，這是一個新思路和新方法，但目前這種方法還是存在爭議的。”賈連敏認為，DNA鑑定古人是新興的考古研究方法，但目前這個方法的權威性並不能得到學術界的完全認可。他認為，DNA也會受到汙染，比如現代人接觸到遺骸，就有可能會使得遺骸沾染了現代人的DNA。“目前這還是一個處於發展和探討中的研究，不能說已經定性。”賈連敏認為，DNA鑑定並不是像碳14考古方法一樣受到權威認可，也沒有完全在實踐中得到認定。

“

我們不能說DNA鑑定沒有科學依據，但目前來說，還沒有得到學術界廣泛認可，而且我們對這一塊認知也很有限。

”賈連敏認為，曹操家族透過DNA得以確定，這是一個學術成果，但並不能表明其完全就是正確的。

三 結論

無論DNA考古計劃是否能夠完成，但是大家都清醒地認識到，DNA已經成為考古學可以藉助的重要手段。古DNA研究在過去十年“突飛猛進”地進入了基因組學時代，海量的古DNA資料及遺傳資訊，預示著古基因組研究有著“神奇”的能力可以解決如人類起源等諸多複雜的考古學問題。古基因組學在大家眼裡資訊量很豐富，但在解釋問題的過程中簡單化，與考古學家產生了衝突，DNA研究使考古學家與基因組學家之間產生了緊張的關係。許多考古學家對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關注和對某些“研究實踐”的不安，再次提醒我們跨學科合作研究的不易和深度合作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