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牛汝辰

“間島”問題是晚清中外交涉的又一重大問題。日本人所說的間島，係指我國東北吉林省所屬的延邊一帶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地區。該地在清初是封禁之所，後來隨著時日的推移，禁令漸馳，大量朝鮮流民移入，墾荒謀生。清政府為此曾移文朝鮮政府，要求其召回移民，遂在該地設官治理。

1903年，朝鮮官員李允範行文中國地方政府，竟謬指“間島”（指光霽峪前圖門江中的二千餘畝灘地）為朝鮮領土。日俄戰爭後，已把朝鮮淪為其殖民地的日本侵略者，為插足滿蒙地區，實現其大陸政策，不僅擴大“間島”的範圍，而且謊稱此地為中朝兩國未定之界。

1907年，日本經過多方偵察謀劃後，於當年7月照會中國外務部，聲稱“間島”究屬何國領土，久未解決。朝鮮統監擬派員前往保護墾民。同時派憲兵在龍井村設立派出所，到處滋事，鼓動朝鮮墾民凌虐華人，拒納地租。“間島”問題由此而起。

事情發生後，清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和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派留日學生吳祿貞前往查勘，證明所謂“間島”純系日人強立名目，確是中國的領土。不僅又奏準派陳昭常為吉林邊務督辦，吳祿貞為幫辦，著手準備勘界工作。陳、吳到防後，立即於局子街設邊務公所，在各重要地點設立派辦所，撫慰墾民，抵制日人的陰謀，並測量地理，研究歷史，尋找證據。

據徐世昌、陳昭常在奏報延吉邊務報告時說：“臣等上稽史冊，下考方輿，詳查越墾之情形，廣搜界務之證據，於去秋派員溯圖門江西上，以至長白、小白之山頂，繪具國界專圖，並於邊務處特設測繪科及測繪速成學堂，分派測繪員於延吉全境及中俄、中韓交界各處，逐段測勘，詳列圖說，並將延吉疆域形勢及界務沿革，輯為一書，以為界務確實憑證。”同時，吉林地方自治會也編成《中韓國界地圖》一軸和《中韓國界歷史志》一書，呈送外務部，以供交涉時參考。

正因為陳、吳等人掌握了大量的地理、歷史資料，才使得他們在後來的談判中左右逢源，處處得手。如1907年 11月日方派出所所長齋藤季治郎前來糾纏，說陳昭常等人在告示中說的“圖們江北一帶地方為我國家根本邊圉要衝”等話不妥，此地究竟屬清屬韓，兩國政府正在交涉，不應遽為此決斷之語，要求改正。陳、吳二人義正辭嚴地答道：“圖們江為清韓天然國界，有兩國曆史及舊時志書圖說可證，各國無不周知。日俄戰爭以前，貴國之滿韓地圖地誌，及韓國之國圖，亦皆以圖們江為界，歷歷可考，數百年來從未理變。及清韓之屢次勘界，亦在圖信江源一帶，於此地向無異議。……從前督辦幫辦吉林邊務大臣所出告示，皆有如是之語，貴國及韓國並無異議，何至今日獨有未當？況今日既生交涉，則我等負此邊務責任，對於人民，措詞更不能稍涉含混。”他們不僅運用自己掌握的地理學知識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而且最終取得了這次外交鬥爭的勝利。

1909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送清政府外務部一份節略，對中朝邊界作了種種詭論。針對這一情況，吳祿貞等人起草了《為外務部代擬駁復日本之節略》，全面地駁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詭辯，對中朝邊界提出了詳盡的證據，證明延邊一帶確係中國的領土。

如伊集院在《節略》中說：“查長白山一帶，本系中韓兩國發祥之地，其屬中或屬韓，尚未明確，尤應履勘邊疆劃定國界。”吳祿貞等人針鋒相對地指出：“按長白山一帶之中韓國界，證之康熙歷年之諭旨，國初圖志，及朝鮮承文院所藏穆克登查邊故事，並無屬中屬韓尚未明確之說。故康熙五十年之諭旨，但言遣員查邊，並無勘界之命，……然當時國界雖不待劃定，而碑文西為鴨綠東為土門二語，實為現在中國所主張之確據。故前照宣告無論為界碑與否，於中國主張之事實無所變更，蓋取該碑為證，則豆滿江為中韓國界愈覺毫無疑義也。”

又如伊集院在《節略》中否認中國提出的豆滿、土門同為一江之說，並引用中國圖籍作為證據。吳祿貞等人以大量的篇幅對此進行了論證，他們首先指出：“來文所引《全遼志》有土門發源長白山流入松花江之說，及所載土門位置圖。查松花江見於明代史志，原稱為混同江，固不得冒以土門之名。然即令長白山北有土門地名，亦為明嘉靖修志時所稱之土門，而非國朝與朝鮮分界所指之土門也。”

接著他們對朝鮮承文院所藏清初穆克登查邊時《資朝鮮接伴使文》《朝平通志館志》《欽定會典圖》《盛京通志》《水道提綱》，日人丸家善土所刊《朝鮮圖志》，日本參謀本部所著《滿洲地誌》，守田得遠所著《滿洲地誌》等中外地理圖籍進行了認真研究，並證以當時所測繪的地圖，提出了土門、豆滿、圖門確為一江的十三條證據，並指出：“然則由前之所述土江者觀之，實足證土門之即為豆滿與圖們；由後之後述圖們江與豆滿江者觀之，實足證圖們與豆滿之即為土門，則土門江無論或稱為圖們，或稱為豆滿，譯音雖變，而其源流、方向、位置見諸中外載籍者，終不得而變。則國朝與朝鮮分界之土門江，與來文所指之土門，其不可絲毫牽混也，彰彰明甚矣。”

最後他們指出：“總之，古韓界務問題，但當考土門江之源流方向與經濟之地域，則土門豆滿之是否一江自見。但當考十三年（即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復勘之案，是否由韓國之自由決定；則此案之有無效力自見。但當考圖們江是否為吉韓之國界，則圖們江北主權之誰屬自見。此數者辯晰明白，界務問題自無難直截解決矣。若徒摭拾一二荒遠難稽之事實，尋求韓人勘界以後唾棄之陳言，以為立論之據，則殊非兩國政府希冀解決界務問題之意。”

該文把日本人在《節略》中提出的所謂證據一概推翻，因此文發出之後，日本人即不再堅持所謂“間島”非中國領土。1909年9月4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間島協約》（全名為《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其中第一款規定：“中日兩國彼此宣告，以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中日“間島”交涉終於取得了勝利，而其主要原因，則是吳祿貞等人在交涉過程中充分運用了當時東北邊疆地理學研究的成果和他們所掌握的地理地圖學知識。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這場中韓界務交涉過程中，尚有一位未曾露面的愛國志士，即資產階級革命家宋教仁。1907年3月，宋教仁率白逾桓由日本潛赴東北進行革命活動，從韓登舉（即韓邊外）處得悉日本特務組織“長白山會”正在偽造證據，企圖將所謂“間島”強行劃歸朝鮮，進而吞併之。出於愛國之情，宋教仁僑裝成日本人，改名貞村，透過日本友人片山潛介紹，打入“長白山會”，將其製造的偽證資料全部拍照攜歸。返日途經朝鮮時，又到漢城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回到東京後，他又到帝國大學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有關資料，最後著成《間島問題》一書，詳細論述了“間島”的地理、歷史，“間島”問題的起因、影響和解決的辦法，以無可爭議的事實，論證了中國對該地所享有的主權，有力地駁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謬論。

《間島問題》寫成之際，適值中日“間島”問題交涉趨於緊張之時，當時曾有日本人試圖勸說宋教仁將該書賣與日本政府，不要幫助滿清政府，但遭到宋教仁的嚴辭拒絕。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為同日本交涉，曾電令清駐日公使楊樞物色兩名吉林籍留日學生，前往延吉查勘地理情況。楊樞瞭解到宋教仁著有《間島問題》一書以後，便設法透過宋的朋友索得原稿，用電報將該書的主要內容拍發國內，使之在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外交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的看來，在晚清的中外交涉過程中，特別是在有關邊界談判的過程中，是否能夠熟練地掌握併成功地運用地理地圖研究成果這個外交鬥爭的武器，在當時顯得如此重要，明乎此則應付裕如，處處得手：昧乎此則顧此失彼，喪權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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