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中有這樣幾句話：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高階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

此時的萬曆皇帝，不但有了抑鬱的傾向，而且內心變得有些扭曲，甚至說他的內心已經包藏了病態反擊的快意。

熟悉大明王朝歷史，你一定對“明亡於萬曆”這句話不陌生。萬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鈞，“萬曆”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48年），人們也經常用萬曆這個年號代指明神宗。

翻閱歷史我們會發現，萬曆皇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但是在半個世紀的執政生涯中，從萬曆十七年八月到萬曆四十三年五月，萬曆有將近26年，快30年的時間“萬事不理”、荒於朝政。而“明亡於萬曆”的說法，也正是由於朱翊鈞的“任性”不早朝、不問政事演繹而來。

很多史學家認為萬曆皇帝患上了社交恐懼症，變得抑鬱寡歡，還有的大臣妄自揣測說萬曆皇帝沉迷於酒色，對朝廷甩手不管……那麼，朱翊鈞真如這些人所說的那樣不理朝政、當甩手掌櫃嗎？還原歷史，讓我們走進真實的萬曆皇帝朱翊鈞。

張居正10年輔佐，朱翊鈞開創“萬曆中興”

有明一朝很有意思，有兩位皇帝比較特殊。第一個便是大家熟知的朱元璋，老朱草根逆襲，白手起家，開創了大明王朝，他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勵志史，堪稱傳奇。其次便是萬曆皇帝朱翊鈞。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48年），但同時，他也開創了在位期間26年不上朝的先河，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萬曆皇帝不上朝，於情於理都顯得極不正常，也有違古代封建禮教制度，即便他是一國之君，恐怕這樣做也是會被集體“彈劾”的，那麼萬曆皇帝究竟遭遇了什麼，能讓他二十多年不上朝呢？

是不自信嗎，當然不是，但萬曆皇帝確實存在挫敗感，有個人的陰影在他心裡始終揮之不去，而此人便是萬曆首輔張居正。

萬曆10歲繼位，當時的內閣首輔大臣是張居正，對於萬曆來說，張居正既是老師更像“嚴父”，在他當皇帝的前十年，張居正對他是盡心的輔佐，十年之間，在張居正的輔佐下，明神宗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使得明朝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這期間，論功勞來說，表面上是明神宗的文治武功，可實際上大家都對張居正伸出大拇哥。甚至說，年少的朱翊鈞在文武大臣與太后面前，自己的人生幾乎沒有做決定的權利。

做皇帝，對於朱翊鈞來說，都是被首輔們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就連婚姻大事，也不用朱翊鈞親自過問，他只要例行“開枝散葉”的義務便可。朱翊鈞10歲登基，14歲大婚，娶了一個13歲的皇后。而這個皇后也是生母李太后一手操持選拔出來的，其貌不揚，木訥呆瓜。

兩人年齡尚小，本來對婚姻之事知之甚少，加上這個皇后沒有情趣、也沒有神采，萬曆皇帝看到她就彷彿看到自己一樣，你說兩人在一起能幸福嗎？更悲催的是，他後來娶的妃子跟皇后如出一轍，這讓萬曆怎麼也感受不到男女之間的美好，味同嚼蠟。

話分兩頭，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萬曆是又悲又喜，悲的是失去了張居正，他不知道今後的路該怎麼走，誰還能幫他治理天下；喜的是他終於能走出張居正的陰影，不要再看張居正的臉色來行事，終於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皇帝了。

但是在悲喜之餘，還有一檔子事在等待著我們的明神宗朱翊鈞。

“言官制度”的推行，讓大明皇帝不能太“任性”

隨著年齡漸長，對於愛情的神往可能是每個血性男兒的細膩情感，我們的萬曆皇帝也不例外。但由於跟皇后和妃子沒有愛情之實，所以朱翊鈞仍然沒有留下一兒半女。婚後抑鬱、空虛，以至於讓他戀上醉酒的感覺。

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溼鞋。萬曆經常希望自己能夠邂逅愛情，誰知道愛情還沒來，由於醉酒撞上宮女，稀裡糊塗，一夜春宵，醒後才知道這個宮女是太后身邊的婢女，顯老不說，相貌還醜陋。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這個婢女肚子很爭氣，為皇帝生了一個兒子，即皇長子朱常洛。朱常洛就是日後的明光宗，就是那位有名的“一月天子”。

但是由於心存芥蒂，皇帝對這個皇長子並不待見，對這個宮女王氏更是心存鄙夷。王氏的一生都被安排在偏殿，很難見到皇帝和兒子，甚至在臨死之前，皇帝才讓朱常洛見了一眼生母。

萬曆對皇后、生下皇長子的恭妃、以及其他的后妃可以說沒有愛情，只是義務，在感情上稱得上冷酷無情，但是他期盼的愛情終於還是來了，此女正是鄭氏。

用現在的話來說，鄭氏猶如黑夜裡的一束光，讓萬曆皇帝的內心變得波瀾起伏，真正感受到什麼是愛情的真諦。鄭氏並非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但她一雙靈動的雙眼，似乎會說話，這無形中就是開啟朱翊鈞心門的一扇窗。

萬曆14年，鄭氏生子，萬曆帝感到由衷的喜悅，在皇長子朱常洛出生時，他沒什麼感覺，甚至還有厭惡，但是這個兒子萬曆認為是他和鄭氏愛的結晶，萬曆大喜過望，要封鄭氏為貴妃。可就是這一封，封出了10多年的國本之爭。萬曆與文官集團的鬥爭，也拉開了萬曆自己對自由選擇命運的抗爭序幕。

有明一朝頗講言論自由，明朝推行言官制度，臣子們可以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君主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而已。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但萬曆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此後，給萬曆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在強大的“言官”自由情況下，萬曆帝最終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

可是，躲避並不能一勞永逸，作為一國之君，他天天總要面對群臣，除非……

26年不早朝，“任爾東南西北風”

自古以來，封建王朝總是伴隨著宗法和禮教，對於“嫡長子繼承製”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規矩，豈容隨意破壞和更改，更何況明朝的言官制度，不允許朱翊鈞太“任性”，所以萬曆皇帝覺得自己很憋屈。

在萬曆看來，自己想封最愛的女人為貴妃，這有何不妥，但堂下的王公大臣卻捕捉到另外一個資訊：我要立我和鄭氏的兒子為太子（萬曆帝潛臺詞）。

在崇尚嫡長子繼承製的封建王朝，這必然引起軒然大波，你是皇帝又怎樣，不能違背老祖宗的規矩，封鄭氏為貴妃，讓皇長子生母恭妃屈居鄭氏之下，這於禮不合，所以這些大臣們，都極力反對朱翊鈞封鄭氏為貴妃。

一波接著一波的諫言，讓萬曆帝疲倦至極，消極怠政的思緒油然而來，這一年正是萬曆十四年。

最初，萬曆隔幾天還出現一次，後來隔幾十天出現一次，久而久之，隔幾個月出現一次。大臣們一開始認為皇帝國事操勞，偶爾請個病假也是常事，但隨著跟皇帝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這些大臣們開始覺得此事有些蹊蹺。

後來，這個“叛逆”且敏感的萬曆稱病的日子越來越多，到了立太子之爭時，他想立自己與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而百官自然不會允許，大臣們堅持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可想而知，萬曆皇帝一直稱病，而大臣們依然覺得皇帝是因為太子之事在裝病，不願上朝搭理他們。事實上，萬曆就是得了病，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萬曆皇帝的情形就是典型的心理疾病，就是抑鬱症的病徵。

此外，關於萬曆皇帝的病，1958年，郭沫若曾帶領考古隊，打開了萬曆的定陵。在開啟萬曆的棺槨之後，他們清楚地看到萬曆皇帝的右腿比左腿要短，並且右腿看上去呈現很痛苦的蜷曲狀，這就說明萬曆皇帝不上朝，除了有心理疾病外，還因為他天生就是個殘疾人，26年不上朝，肯定也與這個原因有關。

終於，為了立儲事件，萬曆皇帝與這幫大臣們這一斗就是20多年。對於臣子的妄議，萬曆此時徹底消極怠工，他開始報復百官，他不理朝政則官員升遷就無望，這是他在為自己不能撼動所謂的禮法，不能動搖文官做自己的決定的最大的報復。

試問，由明君風範到由勤變懶，“萬曆中興”的朱翊鈞哪去了？“明亡於萬曆”，那麼又是誰毀了萬曆呢？

首先：張居正輔佐，讓年幼的朱翊鈞難以走出陰影。

朱翊鈞信任張居正、崇拜張居正，逐漸長大後，有了自我認知，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想再被約束，不甘再做一個被人擺弄的木偶，但是朱翊鈞並沒有這個能力擺脫這個無奈的現實和被束縛的人生。他在自己心底吶喊、嘶吼，但這些都是蒼白、無力的，甚至說是偷偷地發洩，又怎敢明目張膽。

所以，張居正死後，萬曆對其政治清算，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其次：強悍的文官集團，讓朱翊鈞難上加難。

本以為張居正死後，萬曆可以好好根據自己的想法來治理國家了，未曾想，他面臨的是更為複雜的文官集團。在立鄭氏為貴妃這件事上，朱翊鈞與他們鬥智鬥勇了二十多年，試想，古往今來，又有哪一個皇帝做過如此嘔心之事，這讓有心治理國家的朱翊鈞再難提振勇氣去面對大明江山、去面對堂下的每一個人。

第三：面對老祖宗的宗法制度，朱翊鈞敗得“體無完膚”。

沒有了自由、沒有了愛情，甚至沒有了底氣，深陷朋黨之爭，官員們拉幫結派，相互攻擊，無視大明律令，各種鉤心鬥角輪番上演……這一切，萬曆皇帝都難以掌控，因為他自己也深受古代禮教宗法的制約而難以自由呼吸。

無力改變，抑鬱加挫敗，讓這位年輕的帝王“宅”進深宮、不再上朝。26年後的1615年，朱翊鈞才勉強到金鑾殿亮了一次相。那麼，這次重坐龍椅又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在位48年卻有26年不上朝，這位傳奇的萬曆帝，在首輔張居正的輔佐下，開創了“萬曆中興”，但由於他深陷黨爭，加上遇到強大的文官集團，讓這位帝王一度抑鬱，難以自拔。最終迫不得已荒廢朝政，宅進深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