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農民起義被平定後，古代統治者都會論功行賞。

但問題是功勞大小的議定，很多參與的人都以為自己立了大功，或自己才是頭功。

不僅當時搞不清楚，而且以後寫史也混亂得很，讓真正的功臣被埋沒。

北宋時仁宗時期，貝州地區（今河北邢臺）爆發了一場農民起義，領導人叫王則，史稱“王則之亂”。

宋仁宗劇照

這場起義比以往的起義更加先進，王則一方面利用彌勒教傳佈著變革世道的思想，動員動員貧苦百姓參與，另一方面利用他曾參軍的身份，動員當地計程車兵起義。

起義持續兩個多月最終失敗，王則被擒解押開封處死。

起義平定後，論及功勞，《宋史》中的說法就前後不一。

慶曆七年（1047年）十一月，王則起義後，宋仁宗任命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前往平叛。初期不利，文彥博又主動自請平叛，朝廷便以文彥博為宣撫使，明鎬為宣撫副使平叛。

這在兩人的傳記中都說的十分的清楚：

“王則叛，命鎬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以鎬副之。”

“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

文彥博和明鎬為平叛的主帥和副帥，平叛之功自然他們是最大的。

《宋史·文彥博傳》記載：“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明鎬傳》也記載道：“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

除了這兩人之外，自然還有其他的將領也都受到賞賜。

“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每等遷一資。”

問題就在這些將領身上，《宋史》的記載有所不同，容易讓人誤解。

如《宋史·楊燧傳》記載：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徵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

挖地道攻入貝州的楊燧立下了第一功。

而另外一個將領劉閴也是第一功。

《宋史·劉閴傳》記載道：

“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闃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闃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闃持短兵先入，眾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

勇猛的劉閴建議挖地道是把土扔進河中以防王貝知曉，他又是第一個衝進地道攻入城中，此戰也是“功第一”。

而《鄭驤傳》說的更簡略：“王則反，討平之。”

鄭驤當時是河北轉運使，你要看這個傳記，感覺平定王則就是他一人做的。

《宋史》中關於平定王貝之亂，一些人“各擅第一功”，並不是他們是並列第一那麼簡單。

《宋史》“卷帙最繁”於二十四史中是公認，立傳入史的人很多，而不少實際上沒有必要為其立傳或可以附於他人傳記之後的。

但是《宋史》不厭其煩給大量人的立傳，這除了當時元朝修史者匆忙修史緣故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宋代統治者。

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為大量文人立傳，以獲取士大夫的支援。雖重文輕武，但是武將也大量立傳，以籠絡他們。

青史留名，是每個人都最在乎的。

兩宋三百多年曆史，載入列傳的多有兩千多人，比唐史的列傳多出一倍。

所以這就會出現一件事很多人參與的情況，敘述的情況也就有差距。

“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系之，若各為其事而不相同者。”

在某一人的傳記中，他就是主角，自然圍繞他來寫了。

因此同一件事，在被他們各自寫入自己履歷的時候，又各自出自己，說自己的功勞第一，“各擅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