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隋朝的滅亡唐朝的建立，唐朝帝王是如何殷鑑隋史的呢？

618 年，李淵在太原稱帝，建立唐王朝，不久統一全國，結束了軍閥混戰局面。626 年，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自己稱帝，次年改元“貞觀” 。高祖、太宗時期，都注重總結隋亡的經驗教訓，實行一些旨在緩和矛盾的“與民休息”政策，做了大量有益於國家統一安定、民族團結、經濟恢復與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工作。唐朝初年的二十多年間，政治比較清明，社會經濟得到恢復、發展， 文化初步繁榮，國家日益強大，民族關係進一步密切，被史家譽為“貞觀之治”。盛世的出現，是唐初兩代君臣以隋為鑑，積極吸取隋亡歷史教訓而勵精圖治的結果。

經歷了隋末的大動亂，唐初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漸形成。武德五年，唐高祖要求史臣們編寫隋等六朝國史，借用史書來總結隋代及各王朝興衰更替的歷史教訓，從中得到警戒，只是沒有完成就停止了。之後，唐太宗也多次要求他的大們“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他還說 ：“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訓最主動和最有成效的就是虛心求諫和納諫。隋朝滅亡，固然與隋煬帝的窮奢極欲有很大關係，但是隋煬帝本人的拒諫護短、飾非專制、偏聽偏信是導致隋亡的內在原因。

隋煬帝曾對秘書郎虞世南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所以他妒賢嫉能，獨斷專行，剛愎自用。他一方面掩過飾非，殺掉一些論政得失的開國元勳，另一方面任人唯親、唯私，對一些阿諛奉承之徒委以重任，以至於“上下相蒙，君臣道隔，左右之人，皆為敵國”。唐太宗正是看到了這些導致隋亡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貞觀初，太宗對臣僚們說：“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士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為了避免出現隋亡的禍亂，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太宗要求他的臣僚們要做“諫臣”，不要做“諛臣”，而他自己也要做“明君”，不要做“昏君”。只有這樣才能夠君臣一心，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這種從隋代的歷史教訓中得來的認識，正是唐初殷鑑隋史觀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

唐初，戰爭給社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經濟蕭條，社會動盪，國家財政空虛。在經濟方面，由於隋末動亂和農民戰爭，導致人口銳減，就連人口稠密的河南地區，也是十室九空。土地荒蕪，糧食奇缺，饑民暴屍荒野。“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才供當年”，人民生活困苦，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政治方面，唐太宗與太子李建成之間的爭鬥日漸白熾化，地方上高門大族仍很有權勢，威脅唐王朝的統治基礎。一些將領擁兵自重，甚至公開挑釁。軍事方面，突厥族逐漸強大起來，對中原地區不斷侵襲，給唐王朝帶來很大的威脅。因此，調和內部矛盾，解決邊疆民族危機，團結各派勢力，致力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致力於政治的安定與國家的強盛，成為唐初政治上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儘快從隋亡中吸取歷史教訓以改善唐初嚴峻的形勢，成為唐初殷鑑隋史觀的形成的深刻社會歷史原因。

據文獻記載， 經常與唐高祖、唐太宗討論政事的能臣有四十多位，他們大多都是才學飽滿之士，又都是唐初政權中的重要人物。雖然他們有著各自的經歷，社會地位和思想學識有所不同， 但都與李氏父子一樣經歷了隋末唐初激烈的戰爭， 因此頭腦異常清醒， 能夠認真思考和積極對待社會現實， 樂於引導和幫助開明之君應對和處理國家面臨的急切事務。他們中大多數人比較精通治國安邦之道，富有治術而又長於出謀劃策，又熟悉歷史，瞭解歷代興衰之得失，善於總結歷史經驗。

這些大臣有的參加過隋末戰爭， 如李勣等， 與社會下層有親密的聯絡；有的是隋朝的勳舊之臣，如房玄齡、李靖等， 嫻於吏道，又深刻了解隋煬帝當政時期的弊政，能夠避重就輕，以免重蹈隋王朝的覆轍；有的則是史學家與政治家兼備的，如魏徵、虞世南等，注重從史書中總結隋代治亂興衰。這些大臣對當時複雜的社會形勢和政治關係各有所見， 因此能夠經常及時地發現時政的弊端，並及時向唐高祖與唐太宗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 對武德和貞觀朝政和唐朝的鞏固起了很大作用。

總之， 唐初殷鑑隋史觀的出現，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一種政治現象，對於鞏固封統治，發展社會經濟，以及推動歷史的進步都起過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