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悅東

1月9日晚，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舉辦的《從考古發現中國》、《與人類學家同行》的新書釋出會上，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張經緯和歷史學者、外交學院教師施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編輯趙晨一起做客北京SKP書店，舉行了“從人類學到歷史學——作為‘大資料’分析的‘大歷史’研究”的講座，探討了“大資料”和“大歷史”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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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類學家同行》，張經緯著，九色鹿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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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把歷史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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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提到，《從考古發現中國》和《與人類學家同行》都是他在過去十年中所寫的書評彙編。這兩本書基本囊括了張經緯對歷史學和人類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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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張經緯要把歷史學要與人類學結合起來做研究？張經緯打了一個比方。每朝每代的歷史就像一個瓷器瓶子一樣。在歷史的流傳過程中，這個瓶子碎了。而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挖掘出了這個瓶子的一些碎片。但是，現代的歷史研究者並不知道這些碎片是這個瓶子身上的什麼部位。因此，許多歷史學家會窮盡一生去研究自己手裡的碎片，看有沒有辦法和機會把瓶子復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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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復原這個瓶子也是歷史研究的困境。在《從考古發現中國》裡，張經緯提出，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是不完整的。即使歷史學家努力去看許多文獻，考古學家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進行考古挖掘，但他們或許只能收集到這個瓶子上的不到1%的碎片。因此，如何去利用這些有限的材料來複原歷史？這就需要人類學的幫助。這也是張經緯從歷史學轉向了人類學研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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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古發現中國》，張經緯著，九色鹿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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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學裡，有一個學科分支叫歷史人類學。許多人都知道，許多人類學家會在亞非拉地區研究一些 “貧窮落後”的民族。對於歷史人類學家來說，他們則需要把一段歷史當作一個民族來研究。人類學家可以透過田野調查去捕捉到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他們還可以以大資料的方式收集諸多民族日常生活的資料。然而，歷史研究者很難像人類學家那樣去了解，在那段歷史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歷史研究者只能知道一些在高強度聚光燈下展現的場景，比如祭祀、宮廷政變和戰爭，因為這些重大事件會被文獻記錄下來，而這就使得歷史研究者會忽略了古代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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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該如何避免？張經緯認為，假如研究者能收集到大量的歷史資料，那研究者就可以把那段歷史抽象出來，模擬出那段歷史來。因此，歷史研究者可以有的放矢，按照想象中的模型來拼貼他們蒐集到的碎片。透過這種方式，即便歷史學家只獲得了較少的碎片，歷史學家也能把找到的碎片鑲嵌進它應有的位置上，儘可能地還原古代社會的大體框架，給大家說出更多的故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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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的功用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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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認為，張經緯所說的這種研究方法的目的是要將找到的碎片還原成一個瓶子。但是，歷史研究者首先要知道，這些碎片原來是屬於一個瓶子還是一個盆子。其實，研究者並不知道這個碎片原先是屬於什麼東西。研究者只能先假設這些碎片屬於一個瓶子。透過研究者的復原工作，他們也許會發現自己的假設是有問題的。然後，他們再重新調整。在經過多次嘗試之後，歷史研究者沒準真能把歷史復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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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先假設這些碎片屬於一個瓶子”是沒有太多理由的。這個假設是基於研究者的直覺和本能判斷。這個想象中的瓶子就是做研究時所採取的正規化。正規化本身是沒有絕對理由的。托勒密和哥白尼所知道的資料是很相似的，但是托勒密基於他的本能，認為地球處於宇宙中心；而哥白尼則基於他的信仰和想象，認為太陽應該處於宇宙中心。當然，後來哥白尼再用他觀測到的新資料來驗證他的假設。其實他們的不同就在於最初的正規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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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還提到，對於歷史學來說，正規化的問題還會牽扯到一些重要的問題：歷史學是做什麼的？歷史的功用究竟是什麼？在歷史學誕生的時候，希羅多德就總結道，在希波戰爭中，希臘之所以戰勝波斯，是因為希臘是自由的西方，所以他們戰勝了專制的東方。但實際上，波斯並沒有希臘人說的那麼專制，希臘也沒有他們說的那麼自由。那為何希羅多德的《歷史》能成名著？這是因為歷史不僅要為大家提供事實，更要為這些事實提供意義。施展還提到，1644年滿清入關到底是一次改朝換代，還是亡國滅種？大家並不會對1644年滿清入關的事件本身存在疑問，但會對這個事件的意義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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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展把歷史比作一棟大樓。人們需要磚頭來建造大樓，但若沒有藍圖，磚頭再多，大樓也建不起來。而這個藍圖就是解讀歷史的正規化或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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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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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羅多德不會說，專制的西方戰勝了自由的東方，因為自由意味著希望，這也是希臘人的自我身份認同，這種說法使得希臘人更具有凝聚力。希羅多德透過他的史觀，幫助希臘人確認他們自身。這也就是說，希羅多德先假設了一個瓶子，然後他再將他找到的碎片拼成瓶子。當然，這會存在著一個問題，若歷史研究者的主觀觀念有問題，那共同體的精神凝聚力就會出現問題，像自由、民主、平等和博愛等價值，也會找不到載體。這些美好的價值，實際上也是史觀造就的。史觀是一個共同體自我實現的基礎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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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任何正規化被提出來之後，後人都會沿著前人給出的問題域繼續探索，將這些問題進一步細化。當然，假如這個正規化本身存在著問題，那麼後人越細化，其實離目的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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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還提到，當下中國的史觀存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在中國古代史的敘述上，大家基本上把中國史等同於中原史。邊疆少數民族在中國史的敘述裡，基本不以正面的形象出現。這就意味著，中國史的敘述並沒有把他們當作中國人，但是，他們今天又是中國人。這個問題該如何破解？答案就在於這些少數民族的歷史也都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其實，北周史、北齊史、遼史和金史都是二十四史的一部分。但如今，由於經歷過現代民族主義的洗禮，中國的歷史書就變成了漢族中心主義的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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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展所提倡的史觀是一種遠超中原的大中國史觀。在大中國史觀裡，不同的自然環境塑造了不同的人群。這些人群形成了各種社會、政治結構、軍事邏輯和倫理觀念，他們彼此之間在不停地互動。這也是施展在《樞紐》裡所展現的。施展還提到，有人批評他書裡有些史實可能存在著問題。施展也承認，因為他要重構整個歷史框架，所以沒有辦法照顧到那麼多細節，而且，他這本書的價值也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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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意味著歷史應該為政治服務？施展迴應道，歷史當然是為政治服務的，但不是為政府服務的。經典的歷史研究一定不是為政府服務的，因為政府是短暫的。施展指出，在這個語境下，政治是指共同體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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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眾提問，這種寫歷史的方式與霍布斯鮑姆的寫作方式不一樣，霍布斯鮑姆更傾向於談整個人類的發展過程。施展認為，霍布斯鮑姆之所以能這麼寫歷史，這是因為“英國人是誰”的問題早已經被解決了，他接下來要解決英國跟世界的一致性的問題。因此，他會從人類史的角度來敘述歷史。而在中國，“中國人是誰”的問題遠遠沒有得到妥善解決。施展當然希望中國的歷史學家能儘早地從人類史的角度來書寫歷史，但這樣做的前提是，“中國人是誰”的問題被解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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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資料對歷史研究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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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資料對歷史研究有什麼作用？張經緯舉了一個例子。在博物館裡面，大家會經常看到許多出土的器物。歷史研究者會對這些器物進行型別學上的歸類，從而推斷出這些文化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比如說，河北出土的鼎是圓的，山西出土的鼎是方的。許多專家就會爭論，圓鼎和方鼎哪個出現得早？到底哪個是“爸爸”哪個是“兒子”？這個話題是說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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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則試圖發展出一種一勞永逸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決定從人員流動入手。或許河北一個會做鼎的人跑到了今天的山西，然後根據當地的審美作出方鼎。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張經緯就要探究這些人是如何遷徙的。解決了遷徙問題就可以解決圓鼎和方鼎誰先誰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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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是如何探究古代人的遷徙問題的？張經緯又舉了一個例子。在中國古代，在今天陝北和內蒙古交界的地方，往往是古代遊牧民族部落開始南下時出現的地點。那這些人是哪裡來的？他們遷徙的過程就像擠牙膏一樣，要一步步往前推，尋找他們遷徙的動因。因此，張經緯就以陝北為圓心，尋找方圓五十到五百公里內有無發生戰爭和饑荒等能促使人們遷徙的極端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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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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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發現，在這些人群出現在今天陝北和內蒙古交界的地方的幾十年前，大家能從史籍裡發現今天遼寧西部和赤峰一帶原住民被趕跑的記載，但是，這些史籍並沒有記載這些原住民都被趕到了哪裡。這個現象不僅在漢代存在，在南北朝、唐代和西夏崛起之前都存在。在唐代後期，唐與契丹部落在今天的赤峰一帶有著大量的軍事活動，這似乎與西夏崛起有關。張經緯透過研究大量文獻，發現了今天赤峰一帶人群和今天陝北和內蒙古交界的人群的遷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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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還舉了另一個例子。歷史研究者該如何模擬古時江南文人進京趕考的路線圖？儘管這些進京趕考的文人的路途不盡相同，但歷史研究者可以尋找到一個最小公倍數，並獲得一條大部分文人進京趕考的路線。這也是張經緯透過大資料尋找遷徙路線的一個方法。張經緯總結道，經過逆推“擠牙膏”的過程，歷史學家可以找到中國古代人口遷徙的過程，並可能獲得一張從華夏中心到邊緣的遷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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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徐悅東

編輯 | 徐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