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小地主也是伊斯蘭教徒，他們都願意消除宗教歧視，限制王公及其親信的權力。由於

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和土邦的經濟狀況的惡化而爆發農民運動後，伊斯蘭教徒地主知識分子力圖使這個運動具有純粹的宗教色彩。他們的這種企圖在有的地方獲得了成功。結果，阿耳伐爾土邦南部的大部分印度教徒農民沒有參加要求給予繼承佔有權、降低田賦和消除宗教歧視的北部農民的起義。

到

1932年末，阿耳伐爾的迪賈拉、臘姆加爾，拉克什曼加爾和戈文加爾等區，建立了農民的起義隊伍，共有八、九萬人，他們的武器不僅有棒子，而且有步槍。起義者佔領了提扎拉和戈文加爾兩城市。起義者的三萬人的大軍逼近阿耳伐爾土邦的首府阿耳伐爾城，迫使統治者滿足自己的要求。

阿耳伐爾城和土邦其他地區的聯絡被切斷，電話和電報聯絡被破壞，鐵路被阻塞。農民不再聽從阿耳伐爾土邦的伊斯蘭教僧侶和地主知識分子的意見，他們開始進攻印度教徒地主，並進攻伊斯蘭教徒地主。當時穆斯林聯盟和其他某些較小的穆斯林團體都贊成殖民當局藉口幫助土邦伊斯蘭教徒居民而干涉阿耳伐爾的事務。

在英國官吏的慫恿下，反對阿耳伐爾起義者的

“印度教大齋會”也請求英軍開進阿耳伐爾。根據它的倡議，在印度舉行“阿耳伐爾日”，來維護阿耳伐爾土邦印度教徒的權利。派遣英國軍隊鎮壓阿耳伐爾起義的參加者和舉行“阿耳伐爾日”的同時，挑起了印度教徒和的斯蘭教徒的流血仇殺。

在克什米爾一樣，第民當局利用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糾紛，從內部削弱阿耳伐爾的運動，並干涉這個土邦的事務。由於當局的討伐，昔日起義的中心成了無人煙的地區，例如，臘姆加爾的四千居民只剩下了六百人，戈文加爾的五千居民只剩下了七百人。到

1933年末，阿耳伐爾的起義被鎮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