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20世紀的歷史學家是幸運的。他們有機會親身見證歷史的發生，時間在這一刻開始了。極端的年代在他們的生命中鐫刻下一道長長的陰影，一生的寫作與思考都圍繞著這樣的主題。以賽亞·伯林在聖彼得堡冬天厚厚的玻璃窗後面，見證了十月革命的發生。終其一生，他思考的主題都希望以思想史研究的方式診斷出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政治的內在的危機與矛盾。德國曆史學家弗裡茨·斯特恩經歷過“五個德國”，他的研究圍繞著五個德國之間的斷裂與延續，希望能夠釐清二十世紀的災難中，德意志民族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榮譽與罪責？費爾南多·布羅代爾在戰俘營的短暫經歷，使得他明白戰爭和災難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滄海一粟，重要的是理解苦難的意義。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是一種介入公共生活與道德責任的歷史學，歷史學家不僅記錄與思考著人類的美德與愚行如何造就了自己身處的世界，也試圖理解自身承受的苦難與時代命運之間的關係。

生活在20世紀的歷史學家也是不幸的，他們的研究已經告別了十九世紀曆史學單純對於事實與史料的研究，並且帶有一種強烈的個人風格的色彩，於是歷史學與當代敘事之間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反應。對於如何解釋二十世紀的政治悲劇與人道災難，每個歷史學家都試圖對此得出自己的答案。然而，民族國家的歷史中，任何歷史事件的解讀都無法逃脫被意識形態支配的命運。歷史研究也勢必需要一種道德判斷去介入公共生活。歷史學在這種“極端的年代”，變成了一種對於人類道德與精神生活的終極拷問。同樣一部法國大革命史，右派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和左派索布林筆下的1789年與雅各賓派，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與側重。這場知識分子政治的觀念之爭，代表著法國知識界對於戰後歐洲左翼運動的評價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奪。歷史學家的激情與困惑，真誠與彷徨，早已超越了身處的時代，直到今天依舊等著我們進入他們的作品中，去理解歷史的無窮可能性，找到人類生活的共同基石。

法國曆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著有《反思法國大革命》《幻象的消逝》。

在二十世紀曆史學的萬神殿中，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名字。無論是作為歷史學家還是公共知識分子，霍布斯鮑姆都顯示出一種強烈的道德感：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脫去政治的外衣，把真正的歷史從政治宣傳家打造的狂熱神話中解救出來。站在當下的歷史學家需要為過去的人們找到定位，找到“過去的感覺”。歷史學家佩裡安德森曾評價他，“不可兼得地具備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

而對霍布斯鮑姆來說，他“過去的感覺”，來自於自己的成長經歷，和雷蒙·阿隆一樣，1931年魏瑪共和國崩潰前夜的柏林，不僅預示出20世紀的政治主題，也奠定了霍布斯鮑姆一生的求索與信仰的物件。希特勒的上臺代表著十九世紀的普遍性政治理想的崩解。為了阻止納粹災難挺身而出的政治精英與的普通人，他們的崇高與勇氣震撼了十七歲的霍布斯鮑姆。他終其一生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與使命感，來源於這些黑暗時代的人們的感召。

作為歷史學者，馬克思主義使霍布斯鮑姆關注底層的歷史，試圖改變19世紀歐洲史學傳統中的精英傾向，以社會與經濟的角度，重建一種新的宏大敘事。作為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危機的預測和資本主義內在病理的診斷，鑄成了霍布斯鮑姆批判的視野。一直以來對於霍布斯鮑姆的爭議與批評，也與他的信仰有關。歷史學家在成為冷靜的審判者的同時，同時也是一個入戲而動情的觀眾。他們既要敲碎神話與歷史決定論造就的重重壁壘，同時也要逃脫歷史本身的誘惑。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9月9日專題《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一位格格不入的世界公民》的B08版。

「主題」B01丨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一位格格不入的世界公民

「主題」B02-B03丨霍布斯鮑姆習慣讓自己處於一個“邊緣”地帶

「主題」B04-B05 | 霍布斯鮑姆 叛逆的學者，知識分子的驕傲

「歷史」B06-B07 |琉光華彩 玻璃照見的中西文明

「主題」B08 |霍布斯鮑姆 入戲的歷史學家

撰文丨袁春希

為什麼要捍衛歷史？

歷史充滿了回憶與預見。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被埋葬的遺產是否會還魂而來，新的可能效能否如約而至。歷史學家的歷史意識也正是在這種反覆的追問中所鍛造，這一切取決於他們所選擇的研究物件。弗朗索瓦·傅勒有過一個比喻：研究墨洛溫王朝與百年戰爭的歷史學家只需要向公眾展示出自己的專業水準和客觀性的素養，而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則必須在專業素養之外，使他的黨派立場與政治態度一目瞭然。因為類似法國大革命這樣的研究物件，關乎民眾的集體意識與公共情感。

1955年，抽菸斗的霍布斯鮑姆。作者是英國藝術家彼得·德弗朗西亞。

所以，無論是《原始的反叛》《傳統的發明》還是卷帙浩繁的年代四部曲，霍布斯鮑姆都毫不掩飾自己的現實立場與公共關懷。在他看來，歷史學家不是政治學家和意識形態鼓動者的附屬品，如果歷史學家刻意隱藏自己的主體意識與批判精神，用所謂價值中立與學術規範抽空了歷史學的價值傾向，那麼作為人文學科的歷史學就會走向僵化與自我封閉，被政治家和意識形態擺弄。正如十九世紀的法國政論家勒南所說，“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歷程。”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災難性結果始於觀念戰場的角逐，那麼歷史學家也親自下場參與到這種搏鬥之中。在題為《歷史之外與在歷史之中》的演講中，霍布斯鮑姆曾經批判了歷史學家對歷史誤用與濫用，是如何被政治脅迫與改造。經過了世界大戰和戰後的政治動盪，霍布斯鮑姆見證了歷史是如何被改造，成為一種被政治炮製出的新型神話與圖騰。這種對歷史的改造其實有著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與文化認同，去催生出一群“沒有個性的人”。

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著有《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共有的習慣》。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同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比起霍布斯鮑姆，湯普森更將史實本身放在首位，但史實與理論不符時，他會遵從史實而非硬套理論，這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所以成為史學經典名著的原因之一。

更為恐怖的是，政治家為現實政治所做出的辯護，往往會訴諸這種神話。霍布斯鮑姆曾經舉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科索沃危機，曾經被政客對應於1389年奧斯曼帝國與塞爾維亞王國發生在科索沃原野上的戰爭，這場奧斯曼帝國的開國之戰，徹底成為了塞爾維亞民族的心理創傷。於是這段歷史在數百年之後被翻出來，為後冷戰時代的地緣戰爭再次進行動員。

編纂論文集《傳統的發明》，就是霍布斯鮑姆為了將政治刻意製造的迷霧驅逐出歷史領域的一種努力。十九世紀是歐洲民族意識復甦的時代，所有的公眾景觀都成為一種合法性的代言與喚起大眾認同的符號。為了打造這種前所未有的“潛意識”，就勢必借用歷史和傳統的名義。

於是，真實發生的歷史自然遭到被簡化與扭曲的命運。被製造的傳統，既可以用現代的名義，對往昔真實發生的歷史進行選擇性的改造，也意味著作為人類社會最終形態的國家，以一種歷史必然性滲透到每個人的生命——無論是宏偉如城市街頭的紀念碑、博物館、溫布林登網球賽，還是日常如蘇格蘭呢子裙、英國軍官的海狸皮軍帽、律師的假髮，都潛移默化成為了新的常識。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與慣性中，歷史在加速消失。真實的歷史意涵距離親歷歷史的人們越來越遠，個體經歷與記憶被篩選與改造，自覺成為集體敘事的一部分，在這種記憶-壓抑-遺忘的迴圈往復中，嶄新的“歷史”誕生了。

超越政治史，抵達人的歷史

見證了權力對歷史無孔不入的改造，霍布斯鮑姆意識到歷史學家的責任重大，用他的話說：“歷史學家在二十世紀所製造的恐怖，並不亞於核物理學家和武器專家”。被操縱的歷史與被汙染的公共語言，其實是無數災難的起源。特賴奇克與聚貝爾筆下德意志民族的終極使命，鼓舞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在歐洲拓展生存空間。同樣，德國曆史主義所主張的“歷史”——那些屬於民族、國家和權力意志的豐功偉績——在德國曆經納粹浩劫之後，也迫使歐洲的歷史學家去承擔起自己的道德責任，反思什麼是歷史，歷史學家又該貢獻什麼樣的公共知識，去奉獻給未來世界的公民們。

霍布斯鮑姆與戰後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新社會史嘗試，可以視作是對這個問題的迴應。他們不約而同地希望告別那些屬於國王、將軍、外交官與解密檔案的歷史，去在社會的邊緣群體——南美洲叢林中的游擊隊員、約克郡的勞工、新奧爾良的黑人爵士樂手和東南亞的農民身上找到被隱藏的歷史。

少年時代的霍布斯鮑姆與親人郊遊時的影像。郊遊是19世紀興起的典型的有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只有將政治從歷史的神殿中驅逐出去，也許我們才有機會看見那些被壓抑的聲音，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權力刻意遮蔽的聲調，其實才是屬於“人”的歷史。在資本主義肇始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參與了世界體系的形成，每個世界都被迫捲入到歷史之中。歷史學家帕特·塔納把這種歷史觀概括為“（以霍布斯鮑姆為首的）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是撰寫‘社會的歷史’，目的在於在那些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絡的歷史過程中找到一種複雜的機制，在任何一種特定的關係中，追尋政權是如何建立、怎樣維持和如何運作等核心答案。”

同樣，戰後的英國曆史學者也希望藉助於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的視角，去構建一種整體的歷史，使歷史學由敘事的藝術走向解釋與分析，嘗試發現一種能夠解釋人類歷史如何走入現代的通則。在這種潮流中，我們可以看見馬克思的歷史觀與階級分析的話語以另一種方式閃爍著自己的光輝。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鮑姆看來，這種超越政治史的歷史學所表現的內在一致性與現代社會的主題息息相關。因為“在歷史發展到一個確定的變化點之前，現代社會是能夠保持‘傳統’的，因為過去的模式繼續塑造著現在。”歷史學家不能預測未來，但那些出類拔萃之輩卻可能以歷史感把握變革的趨勢與決定未來的機制。

冷戰結束後，霍布斯鮑姆逐漸感受到傳統史學所遭受的挑戰。後現代史學對敘事真實性的挑戰以及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性質的社會科學也在侵蝕著傳統史學解釋與闡述的領域。更重要的是，隨著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秩序與市場經濟成為“歷史終結”後的答案，承平日久的人文學者早已不復昔日沉痛的歷史記憶與捍衛歷史的勇氣，更缺乏更廣闊的歷史眼光與政治判斷的勇氣。作為昔日新史學的引領者，霍布斯鮑姆對新興的計量史學、心態史和歷史社會學者熱衷構築的模型有著深刻的質疑，研究者自身的偏見與對於線性歷史的迷信，經常會誤解歷史的本質。

歷史學家獨特的職責在於對人的立場的捍衛，這種立場使得歷史學家可以關注歷史發展中同時存在的多種可能性。堅持後現代立場的史學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認為，歷史學家應當承認自己所有的話語都是一種隱喻。歷史只存在“述說它們自己的”語言之中。但是對於霍布斯鮑姆而言，歷史寄託著對現實政治的關懷與知識人的道德良知，如果放棄了歷史捍衛真實的底線，歷史學就淪落為一種知識精英在象牙塔中顧影自憐的智力遊戲。任何一種歷史學都植根於歷史學家自身所處的現實中，在權力和記憶錯綜複雜的糾葛中，歷史學家的價值判斷就顯得格外重要——“壞的歷史並非無害的歷史，而是危險的歷史。敲在鍵盤上的那些明顯是無關緊要的舉止，都有可能是死亡的判決。”沉溺於話語分析和語言遊戲的後現代史學，更有可能掉入這種陷阱之中。

霍布斯鮑姆對於整體社會史的強調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借鑑來自於人類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演進中“趨勢”的把握：我們如何理解社會演進中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在歷史演進的複雜系統中去釐清那些被放棄的選項，以及在文化、物質、精神元素的有機組合中，哪一種路徑具有決定未來的普遍性意義。這種路徑，是強調功能-結構模式的社會科學力有不逮的。歷史學家在每一種敘事中都渴望還原身臨其境的感受與體驗，也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歷史並非是沿著某種必然性的直線發展。對那些被放棄的歷史選項傾注理解，理解人類社會中稍縱即逝的支配關係，其實是歷史學家不可替代的眼光和職責所在。

多年以來，艾瑞克相信拉丁美洲比世界上其他地區有著更大的革命潛力。1971年，他騎著這匹小馬進入秘魯的山區旅行。

民族的幽靈

民族主義是二戰後學術界最重要的學術議題。作為誕生於十八世紀末的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如影隨形般地伴隨著人們進入了二十世紀的歷史，最終成為一頭無法被馴化的巨獸。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已經告別了法國大革命與美國革命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的第一階段——注重個體權力與有限政府的人道的、自由的民族主義，走向了推崇叢林法則的霍布斯世界。

十九世紀全球化市場的形成，並未使人類透過流動與交流逐漸鬆動身份與血緣間的隔閡。相反，現代傳媒技術的進步與普選制的推廣，讓民族主義傳染上一種更具蠱惑的魔力。

在《極端的年代》以及《民族與民族主義》中，霍布斯鮑姆思索的主線就是民族主義如何打造了現代社會，作為一種來自於十八世紀知識分子透過小冊子與傳單在街頭巷尾悄悄傳遞的觀念，為何具有如此的魔力，超越語言、地域與階層，蠱惑著人類的心智。

目睹了一戰後歐洲帝國體系的解體，二戰後的去殖民化以及第三世界的獨立與解放，霍布斯鮑姆發現人類並沒有告別民族主義，反而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宗教”使得人類重複著十九世紀的錯誤。作為左派知識分子，霍布斯鮑姆一直相信左翼的政治實驗與全球化，足以終結民族主義的歷史與由此帶來的狂熱與非理性，追尋一種普遍性的身份與認同將會是人類的未來。他曾經飽含希望地展望“未來的世界歷史絕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歷史，不管這裡的民族定義指的是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語言上的。未來的歷史將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的舞臺，而且不管下民族穿的是不是迷你型民族主義的戲服，舊式民族國家都不是它想要扮演的角色。……民族和民族主義當然還會在歷史舞臺上保有一席，但多半是從屬性的或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然而冷戰結束後的科索沃戰爭與非洲內戰，卻使得霍布斯鮑姆樂觀的預言再次落空。他熟悉的舊世界如他所願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期待的新世界卻只是舊世界的粗糙複製品。

霍布斯鮑姆在1927—1928年的中學成績單。霍布斯鮑姆的中學時代，剛好是舊帝國解體的時代，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的鍍金時代。

十八世紀的知識分子曾經希望創造出以民族意識自居的社會與結構，打破君主與宗教對權力的壟斷，形成新的自由人的共同體。然而又何以在二十世紀成為世界歷史的主流，如何由一種源自自由人內心的呼聲異化為現代國家對暴力與權力的合法壟斷？

對於這個問題，和社會學家蓋爾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東尼·史密斯等人不同，作為歷史學家的霍布斯鮑姆試圖勾勒出一幅更為細膩與微觀的圖景，來說明民族主義生髮、膨脹的歷史。和蓋爾納所認為的“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不同，霍布斯鮑姆認為民族認同與歸屬的種子，早已在大眾的公共情感中中浮現，只不過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新型的國家動員與科技、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民族主義終於成為了大眾膜拜的新型宗教。

民族的概念既是安德森所謂的由知識精英和政府攜手打造的“想象的共同體”，但是重要的是，構成民族主義的要素已經在歷史中閃現，它並非如同一聲召喚喚醒了宗教與王朝中的大眾，而是在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的共同作用下，把潛藏於大眾情感中的民族元素啟用，由此歷史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終結了歷史本身。而民族主義所具備的種種符號與要素，也早已嵌入到現代性的特徵之中，儘管前現代社會的民族概念與近代單一民族國家中的“民族”之間有著天差地別的定義。

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以及晚年的訪談中，作為左派知識分子的霍布斯鮑姆不止一次對一戰後帝國體系的崩解流露出惋惜與同情，這也許並非是他的保守與“倒退”所做出的判斷。冷戰結束後，中東地區的動盪與科索沃內戰，正是源於民族自決原則下單一民族國家的理念難以處理族群與宗教元素錯綜複雜地區的歷史與現實。而帝國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的超越性以及普世性，恰恰反射出單一民族國家理念的狹隘與狂熱。而帝國在處理不同族群與多元文化中所表現的差異性的統治藝術，也許正是今天疆域化國家的民族主義所欠缺的。相反，現代政治所體現的進步性反而是體現在規訓與對於公共文化的合法壟斷之上。

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民族主義雖然是18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基點，但是冷戰後在身份政治、後現代主義、全球化與跨國公司的衝擊之下，“民族”也許不再是人類決定自身的歸屬與思考公共議題的唯一方式。

也許今天看來，霍布斯鮑姆的預測有些過於樂觀了，在晚年他已經見證了今天西方社會民粹主義運動與民主衰落的種種預兆：2008年金融危機與2010年憤怒的茶黨運動是今天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先聲，被霍布斯鮑姆批判為“對人們來說不是天生的，而更有可能是被外力強加的”的身份政治，已經潛移默化地破壞了公眾對共識政治與集體認同的信念感，成為一種民主制內部的部落戰爭。

然而我們卻無法苛責霍布斯鮑姆的“失誤”，因為這一切正如他對19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的判斷一樣：自由貿易與科技發展，並不一定意味著進步抑或改變了政治的本質，相反會使得人性本身對於承認和歸屬的渴求透過民族主義的方式被激發出來，成為吞噬一切的洪流。對於這位不朽的歷史學家來說，既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無情的嘲諷：他勾勒描繪出人類在歷史上的愚行和偉大，卻並沒想到今天的人們繼續著往昔的軌跡，並沾沾自喜歷史早已終結。

1955年，抽菸斗的霍布斯鮑姆。作者是英國藝術家彼得·德弗朗西亞。

文/袁春希

編輯/劉亞光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