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韋欽國

蒲松齡11歲入學，19歲考取生員（秀才）。

《蒲松齡年譜》載：“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十九歲，應童科之試，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

清朝童生考中生員平均年齡24歲，錄取率約2。5%（後期略高）。

蒲松齡在縣試、府試、院試中均取得第一，19歲時以“小三元”的身份獲得生員功名，在科考路上起步還是比較早的。

感恩施閏章的嘉許

蒲松齡考取生員那年任山東學政的是江南宣城（今安徽）人施閏章。

施閏章（1618-1683年），字尚白，號愚山，順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出任山東學政，順治十七年（1660年）秋離任。

順治十五年（1658年）院試，施閏章出的題目為《蚤起》《一勺之多》。

施閏章對蒲松齡的兩篇文章均給予高度評價，稱讚“首藝空中聞異香，下筆如有神，將一時富貴醜態，畢露於二字之上，直足以維風移俗。次，觀書如月，運筆如風，有掉臂遊行之樂。”

一時間，蒲松齡“文名籍籍諸生間”。

為了在科考路上走得更遠，蒲松齡自此日夜苦讀，但隨後16次參加鄉試均未能中舉，長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記其“慘淡經營，冀博一第，而終困於場屋”。

清朝，各省每次錄取舉人數量基本固定，“鄉試中額，依文風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賦之輕重而定”。

山東作為人口大省和考生大省，舉人名額僅為69人。

在蒲松齡生活的年代，每次參加鄉試生員約10000人，清朝中後期約15000人，中舉率已低於1%，從理論上講，即使連考10次，鄉試不舉仍是大機率事件。

晚年的蒲松齡對施閏章當年的嘉許心生感慨，這也是他一生值得自豪之處。

他自認“愚山先生吾師也”，贊其“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

蒲松齡將施閏章寫入《胭脂》一文並收入《聊齋志異》，在這篇故事中施閏章以賢良端正的身份出現，“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

感恩之情躍然紙上。

自認與黃叔琳有“私淑之情”

第二位與蒲松齡多有交集的山東學政是黃叔琳。

黃叔琳（1672-1756年），字崑圃，號金墩，順天大興人，20歲殿試時位列探花之位。

黃叔琳在山東為官多年，先後任山東按察使、布政使，頗有政聲，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山東學政，此時蒲松齡已年屆七旬。

黃叔琳知道蒲松齡要比蒲松齡認識黃叔琳更早，這和曾任刑部尚書的山東籍高官王士禎有關。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士禎撰成《池北偶談》一書，末卷數篇即依《聊齋志異》部分故事改寫而成，其中《小獵犬》一文後有“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的註解。

黃叔琳視王士禎為師，兩人交往密切，在與王士禎的交往和《池北偶談》一書中知道了蒲松齡和《聊齋志異》一書。

蒲松齡與黃叔琳相見則是20年以後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蒲松齡與兒子蒲箬、蒲笏、蒲筠一同來省城濟南參加考試（非鄉試），小兒子蒲篪、長孫蒲立德隨淄川縣諸生來濟南參加童生試（未中）。

應考期間黃叔琳會見了蒲松齡並主動索閱《聊齋志異》一覽。

蒲松齡來省城應考不可能隨身攜帶《聊齋志異》，回家以後整理了一套《聊齋志異》選抄本，修書《上崑圃黃大宗師啟》一封，將《聊齋志異》與信札一同呈送黃叔琳。

在信中，蒲松齡對黃叔琳不吝讚美之詞。

黃叔琳收到《聊齋志異》和信札後以書信作復，蒲松齡又寫了《又呈崑圃黃大宗師》回札。

黃叔琳的謙和禮賢讓蒲松齡感到欣慰。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黃叔琳在青州主持貢生選拔考試，蒲松齡參加了本次選拔。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記錄了蒲松齡去青州考取歲貢的過程：“歲貢，冬十月，一僕一騎，別無伴侶，賓士青州道中，六日歸來，不至憊病。”

即便如此，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在十月的天氣裡行走在華北蒼茫的大地上，不知是怎樣的一種心境。

蒲松齡自認與黃叔琳有“私淑之情”，隱諱地向黃叔琳表示希望自己本次考試能夠順利，還表示自己年齡已高不再有意科考，但希望兒孫們在科舉上能夠得到提攜。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蒲松齡的兩個願望都實現了——

蒲松齡順利考取歲貢生（相當於舉人副榜），獲得候補儒學訓導頭銜，每年可獲得朝廷發的四兩銀子。

次年，蒲松齡的長孫蒲立德考中生員。

可惜的是，蒲立德此後的科考之路與其祖父一樣波折，終老都是一名秀才。

蒲立德這樣評價祖父蒲松齡：“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潦倒於荒山僻隘之鄉。”

對他本人，又何嘗不然？

黃叔琳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清慎廉正、興學勵士，糾正文風，拔擢人才，有“皦然不滓之節，挺然不撓之氣。”

他重師儒，尊賢良，建書院，尚經術，令士子們稱道，他離任後士子們為其立碑，將其列入與范仲淹等齊名的“青州十三賢”。

值得一提的是，60多年後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黃叔琳的兒子黃登賢“奉命提督河南學政，特調山東”。

父子先後任山東學政，這在山東學政史上僅此一例。

譏諷朱雯學識淺薄、貪婪無度

清代由生員參加的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從順治十五年（1658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53年間共舉行過19次鄉試（含康熙三十九年特科），蒲松齡參加了16次。

沒有參加的3次中，前兩次分別是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系其父親、母親去世，因丁憂不能參加，另一次則未透過歲試。

在19次歲試考試中，蒲松齡通過了16次並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這說明其具備了相當高的水平，唯一一次沒有透過發生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蒲松齡54歲。

蒲松齡對本次考試結果及公允性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本次失利系學政朱雯貪腐所致。

朱雯，字矞三，清朝浙江石門（今桐鄉）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二月至康熙三十三年正月間任山東學政。

蒲松齡本次科試不彰，並無證據表明系朱雯故意為難或誤判所致。

有清一朝120多人出任過山東學政，每位學政均系進士出身並由皇帝選派，不可能胸無點墨。

任山東學政者多為在殿試中位列三甲的才俊，甚至還有像于敏中這樣的狀元。

朱雯與蒲松齡本不相識，依常理堂堂學政實無必要故意為難一位年過五旬的老生員。

但蒲松齡不這麼認為，他對朱雯多有譏諷，認為其學識淺薄、貪婪無度。

《聊齋志異》中有一篇名為《蚰蜒》的文章，蒲松齡在文中指名道姓地說：“學使朱矞三家門限下有蚰蜒，長數尺，每遇風雨即出，盤旋地上如白練。然按蚰蜒形類蜈蚣，晝不能見，夜則出，聞腥輒集。或雲：蜈蚣無目而多貪也。”

不僅如此，蒲松齡還編造了《何仙》一文，“辛未，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情決等第。”

這裡的辛未歲指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朱文宗即朱雯，文宗即文章宗匠之意，多用來指代學政或提學使。

這個故事說的是王瑞亭請來的乩神何仙，準確預測了李生的歲試成績，暗示朱雯貪賄昏庸，其主持的歲試是提前安排好錄取名次的，不能公正衡文取士。

蒲松齡將個人科舉不順融入多篇文章中，《聊齋志異》中這類文章除了《蚰蜒》《何仙》外，還有《葉生》《賈奉雉》《於去惡》《司文郎》《王子安》《胡四娘》等。

蒲松齡從11歲入學到去世的65年間，先後經歷了從鍾性樸到王傳21位學政，這些學政大都名聲昭彰。

像被蒲松齡視為取庸汰優、貪贓枉義的朱雯，其官聲並不差，並有“盡心所事，勞勣百端”之譽，被認為是一個慧眼識才的學政，《山東通志》有載。

客觀來講生員中舉與否和學政本人關係並不大。這是因為，鄉試正副主考官由皇帝選派，主考官出題，聘請同知等閱卷，學政出於避嫌需要並不參與這些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