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煌言

最後一次回到家鄉寧波，是以一名被俘罪犯的身份。父老鄉親聽到訊息，紛紛出城觀看，希望目睹這名堅持抗清近20年的孤膽英雄最後的模樣。

腦袋後面已經拖著長辮的民眾，看見他頭戴方巾，身穿葛布長衫，一身明朝衣冠，恍如隔世。大家不禁潸然淚下。

浙江提督張傑，此前為了抓捕張煌言費盡心機，此刻他在衙署裡“接見”張煌言，第一句話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

張煌言神色從容，立馬接話說：

“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從1645年參加浙東的抗清運動開始，近20年裡，他從未怕過死，他一直在等待死亡，等一個恰當的時候。

現在，是時候了。

▲張煌言（1620—1664），號蒼水，浙江寧波人。

張煌言被捕，根子在五年前就埋下了。

那是1659年的夏天，他與

鄭成功

聯合北征，逆長江而上，一直打一直打，打下了蕪湖。這是多年來張煌言數次攻打長江最大的一次勝利。他後來回憶這一仗的兇險，說是

“兩岸炮聲如雷，彈如雨……骨飛而肉舞”

。

血腥的場面，因為勝利，而被他寫出了音樂般的歡快。

這一刻的張煌言，一度以為光復故國有望。臨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勢頭，也紛紛改旗易幟，最高峰時，長江兩岸有30餘座城池處在他的掌控之下。

然而，勝利來得快，去得更快。

張煌言的三千水軍能夠拿下這麼多城池，得益於鄭成功的主力部隊在南京城外牽制住了清軍主力。但鄭成功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認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遲遲不發兵攻城，一次次延誤戰機。

等到清軍援兵趕到，鄭成功卻打不過了，不得已倉促退兵。留下張煌言孤懸長江中游，

沒有進路，也沒有退路

。

此時清軍重佔長江，上下游音信斷絕。張煌言請一僧人密藏書信，經小路急送鄭成功大營，信中苦勸鄭成功千萬別撤退，天下事尚可圖。信還未送到，鄭成功已將沿岸數百里舟師以及駐軍撤了，全軍逃返福建。

深感絕望的張煌言在清軍夾擊下，退入崇山峻嶺間打游擊。

經過殘酷的搏鬥，他的軍隊犧牲的犧牲，潰散的潰散，最終僅剩一個隨從攜印陪著他突圍，在善良民眾的掩護下，一路往東，徒步兩千餘里，退回了海上。

這次失敗之後，張煌言再難發起有力的進攻。他的被捕，只是時間問題了。

不過，先於張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親。

得知張煌言生還浙東的訊息後，兩江總督郎廷佐忍無可忍，派兵抄沒了他在寧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

董氏

和唯一的兒子

張萬祺

，企圖用人質逼迫張煌言投降。

張煌言不為所動。十幾年的抗清生涯，早練就了他的“鐵石心腸”：

至親可以懷念，但不可以成為談判的條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給一個英雄，知道聚少離多，但沒想到會聚得這麼少。他們共同的兒子出生後，張煌言就離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後，他終於滿身風塵出現在家門口。來不及訴說思念，丈夫就說他是來辭別的，錢塘江防線已破，他要隨魯王到海上征戰了。

為了緩解妻子的不安，張煌言和董氏打了個賭：投擲骰子，讓老天決定他是走是留。或許只有這樣，才能緩解張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那天之後，他終生再未與妻兒見面。

1652年，他的父親

張圭章

去世。

張煌言幼年喪母，少年時代隨父親出外，他的人生觀基本是父親影響和塑造出來的。得知父親離世的訊息，他悲痛萬分，但是，仍然沒有回家奔喪。

張煌言被捕前兩年，隱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島上。一個部將要他納妾，並把戰死的將領陳木叔的女兒獻給他，張煌言嚴詞拒絕：

“小姑娘是忠臣之後，怎麼可以遭受如此對待？何況我的妻子為我身陷大牢，怎麼可以如此對待她？”

在民族大義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獨自面對漫漫長夜，以此彌補對妻子的虧欠。

清廷官員在與張煌言交戰的近20年間，無數次對他進行誘降或勸降。但不難理解，一個拋妻棄子在所不惜的硬漢，又怎會對敵人許諾的榮華富貴動心呢？他對各種勸降信，都不屑一顧，回信也總說自己是

“明室孤臣，有死無貳”

。

但事實上，1644年清軍入關時，25歲的張煌言僅是一個舉人，而非明朝的官員。

明亡之後，一些士人精英選擇了投奔新主，一些選擇了抗爭，一些選擇了隱居。每個人都經受了生死的道德拷問，而張煌言則成了最有道德潔癖的那個人。他一定要選擇抗清，不抗爭就毋寧死。

到底是什麼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點，是

他在歷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個他希望對標的靈魂偶像——文天祥

。他後來的臨難詩中，有這麼兩句：

“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謝枋得（號疊山）當年未在元滅宋之日即死，儘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後不應徵召絕食而死，張煌言也要拿他與文天祥（號文山）互較高下，嘆其死得遲了。那些投降的，如留夢炎之流，更要被他罵祖宗十八代了。

一個清廷官員給他寫信勸降，張煌言毫不客氣地回信：

“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況，執事正不必以留夢炎輩自居耳！”

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說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讓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夢炎吧？一句話，懟得這名勸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後存在好幾個政權，但每個政權都藏汙納垢，內部爭正統、爭權力的勁頭，比打清軍大多了。各種互相出賣，內訌詆譭，投降變節，幾乎每天都在輪番上演，底線越來越低。

張煌言與那些醉心利祿、腐敗透頂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別，他純粹得幾乎完美，眼裡只有忠義，沒有其他。

很難想象，這麼一個完美的道德主義者，如果沒有對於偶像的死心模仿，沒有對於抗清的高度緊張，他一定會對他賣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潰的。

所以，張煌言的後半生，都在

自我暗示

中度過。

他在給友人、給敵人、給自己的話語或詩歌中，無處不在強化一個感覺——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鬱悶的日子裡，他也會透過一次次的戰鬥，來轉移他焦灼的心緒。

文天祥最後從容就義，實現了青史留名。

張煌言肯定也會走上這條路，只是遲早的問題。

這一天，終於來了。

1661年至1662年，順治、康熙兩任皇帝接替的這兩年間，南明反清陣營厄運連連：永曆帝朱由榔被絞殺，鄭成功在臺灣去世，魯王朱以海病逝……

鄭成功之子鄭經全線撤退到臺灣本島，

東南的抗清武裝，僅張煌言一支獨存

。

清朝統治者不斷調整對漢人的政策，變得越來越漢化，舉目望去，

天下早已不是1645年的那個天下

。心力交瘁的張煌言，抗爭下去已無意義，他最終遣散了部隊，僅留幾個死忠在身邊，隱避在舟山一個海島上。

從此時起，他已經預想了無數遍被捕就義的情景。

這一天，終於來了。兩名偽裝的僧人，抓到了出島換米的隨從，浙江提督張傑因而獲悉張煌言藏身的小島。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日，趁著夜色，一隊清軍從山後突入張煌言的住處。

當時去逮捕張煌言的一個士兵後來回憶說，

張煌言的床下都是書，旁邊有一副棺材，床頭懸著一柄利劍，張煌言想去取劍，不幸被床帳絆倒了，所以來不及自殺。

三天後，他被帶到寧波城，一生中最後一次返回故鄉，以一個被俘罪犯的身份。

又十天，勸降失敗的張傑，派人將張煌言押送杭州。

在杭州的監獄內，張煌言絕食相抗，仍舊不降。後來體恤獄卒會被上頭處罰，勉強以水果維持生命。

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樣，追到監獄裡。他們買通獄卒，以一見張煌言為榮，或請他題詩留念。那些日子裡，張煌言從一個帶劍的詩人，變成了一個寫書法的囚徒，在監獄裡恣情揮毫，忙得不亦樂乎。

寫的什麼？一張一張，寫的都是文天祥的

《正氣歌》

！

九月初七，張煌言被押赴刑場，看到太陽照在鳳凰山頭，他吼了一聲：

好山色！

行刑官問他還有什麼遺言。他隨口吟出了早已打好腹稿的四句短詩：

“我年適五九（指45歲），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現場文書當即用筆記錄了下來。

行刑的時刻到了。張煌言拒絕下跪，昂首挺胸，就義於刀下。對他而言，一個張煌言死了，又一個“文天祥”活了。

此前數日，他的妻兒，已在鎮江被害。沒有人告訴他這個悲傷的訊息。

數年後，一個沒有留下名字的史家，一字一字地寫下：

“煌言死而明亡。”

一個朝代，從它被宣佈滅亡起，整整殘喘了20年。而張煌言，是這20年最後的孤膽英雄，最後那個堅毅而悲傷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