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在位前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之治”的局面，但是他在晚年深居宮中，醉心聲色，不理朝政。在政治、經濟、軍事多種因素的融合下，唐玄宗統治後期爆發了“安史之亂”，這次叛亂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節點。

在政治上，唐玄宗統治後期政治腐敗，朝政被權臣所把控，一片混亂，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在經濟上，傳統的“均田制”早已被破壞瓦解，土地兼併現象的大肆發展，使百姓們生活苦不堪言，在軍事上，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也很難再進行下去。

一、“安史之亂”爆發的政治原因

（一）吏治遭到破壞

在土地兼併運動的發展下，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部分貴族佔領了大量的土地，把控了當時的國家經濟命脈，在經濟實力崛起的同時，這些人的政治地位也隨之提高。

開元后期，中央政府當中宦官擅權現象極其嚴重，比如說唐朝最著名的宦官高力士，在當時四方進奏，不問大小都要呈交給高力士，之後唐玄宗才看得到奏摺內容，當時的肅宗太子也要稱高力士一聲“二兄”，由此可見他當時的影響力有多麼大。

在地方上，有很嚴重的“賣官”現象。這些透過姻親或者是財富爬上高位的官員，也常常會透過同樣的手段來聚集財富。據統計在天寶年間，朝廷中的官員總數達到了36萬多，這比唐太宗時期要多出近百倍。

除此以外，這些奸臣、宦官集團還常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殘害了很多正直朝臣。比如說著名的丞相張九齡，在當時冤假錯案遍佈全國，士人階級人人自危。

（二）統治者任用奸佞

唐玄宗晚年朝廷政治極其混亂，但他對此視若無睹，怠於理政，國家政務被權臣、宦官所把控。

首先是把控政局近二十年的丞相李林甫，他本身極具政治才能，在他的領導下唐政府編定了《唐六典》，整個朝堂中形成了“中外遷出，皆有法度”的政治氛圍。但是，在他把握朝政時期常常排斥異己，迫害賢良，這給當時的朝廷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和李林甫相比，楊國忠政治才能極低，在楊貴妃這個靠山的支援下，楊國忠才得以身居高位。在李林甫去世之後，朝廷中能與他抗衡的大臣只有安祿山，為了能夠獨攬朝政，他曾多次向唐玄宗上奏安祿山謀反，甚至曾派兵圍捕安祿山的親信。可以說安祿山謀反的直接原因就是楊國忠的激化，安祿山在反叛時的口號之一也是“誅除楊國忠”。

（三）地方勢力的壯大

唐朝初年沿用的是隋朝的州、縣兩級的地方制度，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各州縣，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工作的紛雜。為了能夠有效的控制地方，減少中央政府的工作量，在唐太宗時期曾派出十三位親信大臣代表皇帝巡幸地方。這種制度十分有效，到了唐玄宗時期，曾設立各種“採風使”負責替皇帝巡查地方。

唐朝時國土面積極其遼闊，中央距邊境地區距離十分遙遠，因此中央在向地方撥錢時十分費力，效率極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唐政府將過去只負責軍事的地方將領提拔為地方長官，由地方長官統管收稅和開銷。這種做法省去了押解軍費物資的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同時這一政治制度為地方藩鎮的獨立奠定了了物質基礎。但是這個也導致了地方藩鎮與中央的聯絡減少，對中央的依附程度降低，除此以外也造成了各藩鎮之間的發展不平衡。

比如說處於河北地區的三個藩鎮發展狀況就極好，這三個藩鎮所處地區自古以來糧食產量就極高，同時人口眾多，自然所彙集的財富也極其豐厚，而地廣人稀，氣候惡劣的西北地區，就並不是這樣了。由於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加深了地區間的矛盾。

二、“安史之亂”爆發的經濟原因

（一）均田制遭到破壞

唐朝初年，由於多年戰爭國內人口十分稀少，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在這種條件下“均田制”可以有效實施。在“均田制”的推行下，封建小農經濟得到了鞏固和發展，這一經濟制度是封建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

唐朝初年，由於“均田制”的實施，整個社會一片祥和，“耕者有田，勞者有獲”。人人安居樂業，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繁榮景象。但是國家所掌握的土地必然是有限的，到了武則天執政後期這種現象就愈發明顯。到了唐玄宗時期，“均田制”更是受到了摧毀。

（二）土地兼併

唐玄宗時期，隨著“均田制”的發展，社會生活繁榮，不過很多富商大賈、朝廷大臣沉迷於奢侈享樂，這必然需要大量財富的支援，為了獲得大筆的財富，民間的土地兼併現象愈發嚴重。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流離失所造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為之後的社會動盪埋下了隱患。

當時的王公貴族利用手中的權力，肆意掠奪民間百姓的土地，據《新唐書》記載當時的大官僚蘆“佔良田數百頃”，唐玄宗對於這種現象見怪不怪，甚至稱讚僚蘆為“多田翁”。

除了官員以外，皇宮裡的宦官也依仗權勢搶佔民田，據《新唐書》中記載當時京城郊外一半的土地，都被“中人”所佔。除此以外僧侶、富商也常常透過各種手段吞併民田。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到了天寶年間這種大地主階級把控了國家經濟命脈，在這種情況下貧富差距極大，社會矛盾被大大激化。

三、“安史之亂”爆發的軍事原因

唐玄宗在統治初期十分勤勉，對內勵精圖治，對外開疆擴土，但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隨著疆域面積的擴大，中央對地方控制的難度也在漸漸提高。

唐玄宗時邊疆問題十分嚴重，在東北有契丹的威脅，北邊有突厥，西邊有吐蕃，南邊有南詔，可以說當時的大唐王朝處於一片四面楚歌當中，因此為了能夠更好的維護邊境的安定，唐朝政府決定實施藩鎮制度。

在藩鎮制度當中，中央將權力下放給地方，設立藩鎮，指派節度使。各藩鎮由節度使負責自行招募士兵，守護邊關，朝廷為他們發放軍餉。這一制度在實施初期是很有效果的，唐朝的軍隊戰鬥力迅速提高了起來，契丹，突厥等軍隊被一舉趕出境內。

但是這一軍事制度也存在弊端，在這一制度的實施下，中央財政壓力迅速加大。在過去的“府兵制”當中，只有打仗時中央才給士兵發放糧餉，打完仗之後士兵們各自回家耕種土地。

但是“募兵制”計程車兵屬於一種職業，朝廷需要一直給他們發放糧餉，這給當時的唐朝國庫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總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明皇時期之所以會爆發“安史之亂”，這和當時均田制至下小農經濟被破壞的現象是離不開的，隨著大地主大官僚階級壟斷土地，經濟發展陷入惡性膨脹，國家政治軍事都受到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在這種經濟現象下統治階級與百姓之間矛盾加深，可以說即使沒有“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也將由盛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