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讀卷是判定考生殿試策問之優劣等第的過程，是殿試排名的決定性環節。嚴格把控殿試讀卷能挑選出來真正優秀之才，從而保證不會有舞弊的情況出現。

明初，皇帝對國家各個方面的把控達到極致，皇權在讀卷環節有絕對的威懾力。

但隨著明代皇權的逐漸削弱，與內閣地位的提高，皇帝在殿試讀卷環節的權力輻射範圍受到限制，甚至出現了

“去取之柄則在內閣”

的局面。

為保障皇權在殿試取士上的絕對權威，皇帝在讀卷環節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還首創了殿試讀卷官迴避制度

，提高了殿試的公平性，擴大了皇帝在殿試取士過程中的權力輻射範圍。

此外，皇帝在進行鼎甲排名時，

除了考生答策的質量外，還會受到一些個人因素的影響

，體現了皇權的無條件性。

今天我們就來研究一下，明朝殿試皇帝是如何閱卷的並且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

因殿試考生人數眾多，皇帝不可能親自批閱所有試卷，故任命有才學的大臣為讀卷官。

為保證閱卷質量，防止讀卷官作弊，減小閣臣在閱卷環節的影響力，明代皇帝針對閱卷過程中的不合理之處，對殿試閱卷的規則進行了完善。

殿試閱卷時間是指試卷彌封之後，到讀卷官進讀試卷之前的時間範圍。

明初殿試閱卷時間並不固定，有時幾乎沒有閱卷時間，

自永樂起，僅有殿試結束後的半日作為讀卷官閱卷時間

。閱卷時間如此緊張，且考生眾多，很容易影響讀卷官的閱卷質量和水平。

弘治六年（1560）正式奏準，

“讀卷並放榜等項遞移次一日”

，此後成為定製。

孝宗將讀卷日期延期一日，讀卷官閱卷時間延長，閱卷質量得到一定的保障。

嘉靖五年（1526）以前，試卷轉送及讀卷官閱卷程式並不十分嚴格。

明代葉盛曾於景泰二年（1451）擔任殿試彌封官。他在《水東日記》中對這段經歷記載：按例，讀卷官應將所閱之卷分為三個等次，彙總後由一等中選出進讀的一甲試卷。

但從葉盛描述，在將試卷分送各讀卷官以前，閣臣已提前將備選的一甲試卷選出，不會分送。其餘試卷則分送到各讀卷官處閱卷，並分為上一等、次二等兩個等級。

閱卷完畢後由內閣進行彙總，上一等定為二甲，次二等則定為三甲。進讀的一甲試卷完全由閣臣決定，進一步講，其實是由權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內閣讀卷官掌握鼎甲人選的選擇權。

嘉靖五年（1526）殿試，針對上述問題，世宗在大臣的建議下，對殿試閱卷的程式與規則進行規範。

為革除其弊，保障殿試的公平性，禮部尚書席書建議，為防止殿試閱卷時發生奸弊現象，試卷應該

“糊名混送”

，鼎甲三名的人選亦應由眾讀卷官共同商議決定。

此外，他還向世宗建議，

“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

，不得回宿私第。

起初世宗並未同意，但席書堅持再次上疏，陳述利弊，最終徵得皇帝同意，並將

“彌封官不得預送”

、

“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

著為令。

讀卷官向皇帝進讀的試卷是擬定備選的鼎甲試卷，由皇帝欽點狀元，榜眼，探花。

讀卷官在閱卷過程中，先根據考生答策的內容，將試卷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並從上等中選出一甲備選試卷，次日一早，再將備選試卷向皇帝進讀，由皇帝確定鼎甲名次。

在殿試讀捲過程中，因為皇帝政務繁忙，大臣閱卷到預分三甲試卷這一環節，皇帝很難顧及。

明初由於皇帝“治尚嚴峻”，弊端並未暴露，但隨著內閣權力的擴大，一甲試卷的預備卷與二三甲進士名單，基本由閣臣決定。

也就是說，殿試讀卷與分甲定次環節，皇帝的權力輻射範圍逐漸受到限制。

自明初至嘉靖五年（1526），

讀卷官一直向皇帝進讀一甲試卷三卷

。而鼎甲人數只有狀元、榜眼、探花三名，故皇帝僅對讀卷官進呈的三卷試卷進行順序上的調整，確定三人排名，並沒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嘉靖八年（1529）殿試，世宗為改變閣臣決定鼎甲人選的局面，

下令將試卷進讀數量由三卷增至六卷

。

讀卷官提前將六卷分為“優”與“稍優”兩個等級，每等級各三卷，供世宗參考。進呈試卷數量的增加，擴大了皇帝在欽定鼎甲排名時的選擇範圍。

嘉靖十四年（1535），世宗再次下令，

將進讀試卷進一步增加至十二卷

。直到崇禎七年（1634）以前，一直保持著進呈十二卷的定例。

讀卷官在提前將其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四卷。進呈後，世宗各覽一週，評定甲次，在一甲三卷卷首各有批語。

皇帝親題批語，既是皇帝對殿試、對考生看重的表現，又是其博學、高明的體現。

世宗在品評試卷之時，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並未完全按照讀卷官所擬的試卷等次確定結果，鼎甲的人選與排名，完全由皇帝的“聖意”決定，讀卷官的預排名僅起到參考作用。

崇禎時期，國家內憂外患，崇禎帝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以挽救統治危機。崇禎七年（1634），

皇帝“命再呈十二卷”

，進讀卷數增至二十四卷。

當年的殿試策中說道：“策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復古道，何術而可？”

足見崇禎帝對士風的不滿以及良才難覓的焦急之意。

為在殿試中選拔有能之士，避免遺漏賢才，崇禎帝決定增加試卷進讀數量，親自挑選人才，故在崇禎七年（1634）擴大進讀規模，增至二十四卷。

總的來講，自嘉靖八年（1529）起，皇帝不斷增加殿試進讀試卷數量，不僅使得皇帝在欽定鼎甲排名時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還使皇帝的欽定甲次範圍擴大。

透過這種方式，皇帝改變了內閣操縱一甲人選的局面，在增強殿試的公平性的同時，達到了擴張殿試取士權的目的。

明代皇帝為防止殿試考官徇私蔭庇子侄血屬，首創殿試讀卷官迴避制度。

宋制，鄉、會試考官如遇親屬參加考試，均應避嫌，唯殿試因皇帝擔任主考官，考生為天子門生，故考生父兄雖為考試官，卻不需要避嫌。

為了保持公正性，明代在殿試這一環節增加了讀卷官迴避制度，若有子侄血屬應試，讀卷官理應主動奏請皇帝，申請回避。

公平閱卷是每個讀卷官應盡之責任，不論迴避與否，讀卷官都應該具有公正閱卷的意識。

明代皇帝實施殿試讀卷官迴避制度，目的是防止讀卷官徇私作弊，保證殿試的公正性。可以說，它是防止殿試讀卷官作弊徇私的一項有效措施。

皇帝是鼎甲排名的最終決定者。在皇帝進行鼎甲排名時，除以考生答策的優劣為標準外，皇帝的政治考量，以及個人的好惡等額外因素都會影響鼎甲排名的結果，體現了皇權的無條件性。

考生答策的優劣是皇帝進行鼎甲排名的最主要標準。讀卷官在向皇帝進讀一甲試卷時，會提前將試卷進行預排名，作為皇帝決定名次的依據，但最終名次以皇帝欽定結果為準。當皇帝對試卷對策的優劣看法與讀卷官不一致時，會更改讀卷官所擬排名。

除考生答策質量的好壞外，鼎甲排名的確定，還受到皇帝個人因素的影響。

政治因素的影響

皇帝在確定殿試甲次時，有時也摻雜著政治考量，甚至會為了朝堂的穩固，違背本心取士。

如萬曆五年（1577）殿試，張居正之子張嗣修應試。讀卷官進呈試卷時，擬將宋希堯選為第一，張嗣修則位列二甲第二。拆卷後，神宗親擢置嗣修為榜眼，轉降宋希堯為二甲第一。

他對張居正說道：

“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子孫。”

以後才知，此舉並非世宗本意，而是李太后，及大璫馮保之意。

當然這僅是神宗籠絡張居正的暫時性手段，張居正去世後，神宗態度大變，張敬修自縊，張嗣修、張懋修皆被髮配邊疆。

考生姓名影響

殿試讀卷後，會拆卷檢視考生資訊。有時皇帝會因考生姓名的隱含意義，將擬定的一甲名次進行變更。

如永樂二十二年（1424）殿試，本擬定邢寬為第一，梁湮第二，孫曰恭第三。

“先是讀卷官奏以曰恭為狀元，上以其名類暴，而易以寬。”“曰恭”類“暴”，邢寬為“刑寬”

，故成祖是按照其個人對考生姓名的理解與喜好，將甲次進行變更。

殿試的排名本應以試卷優劣為依據，但當考生姓名的含義，在偶然的時機下被無限放大，就可能成為影響殿試排名的決定性因素。

考生外貌的影響

鼎甲進士作為全體考生的表率，代表著整個官員群體的形象。因此，外觀條件是否合格亦是確定一甲人選時需要考慮的條件之一。

考生的才學甚佳，但如果外觀條件不合格，亦有可能更改其排名。

如建文二年（1400）殿試，禮部與翰林院官讀卷。翰林院擬以王艮為第一，禮部則欲以胡廣為第一，兩方相爭不下，不能決斷，最終請皇上定奪。

皇上看過二人對策後，將胡廣定為第一。

其後面見二人，胡廣的外表比王艮更符合心意，

“上見之意甚悅”。

因當時北方邊境並不安穩，“胡豈可廣乎？”遂取邊境安定之意，更胡廣為胡靖。

此外，讀卷官在初擬排名時也會將外貌作為一項考察內容，

“密覘狀頭儀貌”

，可見，外觀儀貌是一甲進士選拔時的一項重要指標。

皇帝夢境的影響

在古代，夢往往被人認為有兆示作用。

明代皇帝有時將夢的內容作為依據，確定殿試甲次。

如洪武十八年（1385）殿試，初擬花綸為第一，練子寧、黃子澄分別為第二、三名。傳臚前夜，太祖夢到

“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

，遂將花綸置為第三。

進呈試卷中有一丁顯，太祖因其姓氏“丁”與夢中“巨釘”相和，其名“顯”形似日下絲縷，遂取丁顯為第一。

再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廷試，世宗讀卷時疑翟鑾之子在首甲，拆卷後發現果然如此。世宗抑翟鑾之子的試卷，有因前夜夢中聽到雷聲，“遂拔秦鳴雷為狀元”。

綜上，明代殿試鼎甲排名的確定是皇帝和內閣、讀卷官共同參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影響最終排名的因素有很多。

為保證皇權在殿試取士上的決定權，皇帝採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讀卷官在讀捲過程中作弊，以保證殿試的公平性。

內閣、讀卷官的參與權雖不可忽視，但毋庸置疑，皇帝掌握最終的決定權，皇帝對鼎甲排名的確定是無條件的。從整體上看，明代殿試讀卷各項規則的完善過程，就是皇帝的取士權擴張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