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場的腐化風氣瀰漫一時，這是由作為清政府的特點而被精心製造出來的庇護制所培育和維護著的。有人敏銳地意識到需要實行改革，改革問題也一再拿出來考察，使之在整個官僚界展開辯論。朝廷裡表示熱烈擁護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級官員中主張改革的有阮元、賀長齡和陶澍。但是在整個這一時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為代表的僵硬態度與在各省進行形形色色試驗性改革的事業形成了對比，因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領導自己資助和鼓勵的。

嘉慶帝在即位伊始就釋出了要進行改革的詔旨。結果怎樣呢？皇帝顯然低估了和珅時期滋長起來的腐敗情況的深度。其次，嘉慶帝始終是在乾隆朝傳下來的老年顧問們的指導下進行統治的，這些人和他一樣先入為主地看待和珅問題，即滿足於首犯既經去職就可以安然無事。這些顧問中的最後一人是董誥，他死於道光帝繼位之前不到兩年時間的1818年。

新皇帝1820年登極的時候，他馬上把北京的顯宦曹振鏞（1755—1835年）倚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親密顧問，身兼內閣和軍機處的首腦二職。沒有人指責過曹振鏞有貪汙腐化情形。他被描寫為一個儉樸的、嚴於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點是突出地表現為無懈可擊的完人：他是一位堅決遵循傳統和慣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對官僚政治的影響但不甚可信的材料，記載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書言事的內容。據說曹振鏞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為官員們每天進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為官員們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把問題條陳上來，不管有事無事都得這樣做。但也不要給上條陳者警誡或給予處分，因為那樣做就等於忽視直率的批評，而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應採取的態度。因此，應該讓他們相信，他們的申訴已達宸聽，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們申訴的數量應有所減少。曹振鏞的解決辦法很簡單。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摺中書寫和行文的錯誤，然後懲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這種辦法，他就能夠顯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摺中的細節，同時又能嚴懲那些庸人自擾的人，而對所請示的問題則可以輕輕帶過。

不管這個辦法究竟是否提出過或實行過，但它清楚地表達了道光時代官僚政治的特徵。上條陳的人被引導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內容了。給皇帝上書言事時敷衍塞責和因襲時尚的奏疏數量過大，而這些弊端正是嘉慶帝曾經對之激烈地作過鬥爭的。曹振鏞的學究氣據說曾在會試的程式規格中佔統治地位，結果是創造性讓位於庸腐，有新義的文章被奚落。

一位批評十八世紀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說，如果和珅時期發展起來的庇護制網路結構不完全摧毀，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員上臺時還會借屍還魂。這一預言不幸而言中，因為道光時代又興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員，這就是滿洲旗人、標準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珅，據說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親信官僚支援他的個人利益；他在1835年取代曹振鏞，當上了內閣兼軍機處的頭頭。

但是，官僚的腐敗在和珅時期和在穆彰阿時期也有重要不同之點。道光時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國國庫的白銀儲備已經枯竭，從十八世紀初期的六千萬兩下降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八百萬兩。帝國軍隊的力量已被侵蝕。皇帝的統治已經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紀時期的雄偉氣魄。皇權的式微隱約地表現在那些想實行變革的省級官員取得了主動權，但它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開暴露出來。

省級領導官員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透過讀經來振興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對正常的官僚行政試行制度上的改革。與被認為是曹振鏞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氣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道光時期知識分子風氣大開，風氣之所以開通，部分原因是在一個被中央的派系紛爭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為的政府中有了這樣一批人，以及他們作為省級官員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動權。

在十八世紀的學術界中佔支配地位的是經驗主義研究學派和漢學學派。不是十八世紀的一切學者都搞考據，也不是一切學者都限於研究漢人對古代經典的註疏。但是，知識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學者的聲譽確實有取決於這種風靡一時的學風的傾向。到十九世紀初，已開始看到這種經院哲學——它確實是當時所代表的輿論——正在衰敗下來。因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舉辦象乾隆時代《四庫全書》這樣大部頭叢書的編纂，已不再從全國各地徵召學者彙集北京搞標準化的學術工作了。此外，地區的文學和哲學流派已開始對考據的迂腐氣持有異議。這時的制度問題和社會問題為創造一個有學術生氣的新時期提供了推動力。

雖然十九世紀初年的大部分學者繼續在研究古代經籍，但這時期新的學術潮流在於反對十八世紀經院哲學的兩個方面。第一，折衷主義的儒家思想家批評漢學拋棄了宋代哲學，一味專注於東漢時代寫出的註疏。

第二，另外一些十九世紀的批評家堅持，十八世紀學者所主張的“實用之學”或“實學”不僅無用，而且也沒有責任感，因為它轉移了學術界的注意力，使他們不能真正致力於為社會和政府服務。雖然後來的學者們在談到康熙、乾隆時代的文字檢查制度和清洗時，曾經把十八世紀學術的缺點歸罪於滿人的壓迫，但十九世紀初年的這些批評考據的學者卻是忠於清王朝的人，他們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為加強和復興清帝國尋找道路。這些批評家及其對經世致用之道的關心代表了學術界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佔支配地位的“考證”正統學術也已經因有組織的反對思潮的興起而有所沖淡。桐城文學派和常州今文學派兩者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考證中那種狹隘的文字訓詁和詞源學的興趣的不滿。清初學者因反對明末學術風氣而曾經強烈譴責過的抽象思想和哲學論述，現在又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反映在他們著重抓經典和文學著作中的“大義”或“義法”這一點上。同樣地，替明代學風抹黑的傾向有了緩和，這表現在又恢復了研究宋代哲學家的“理學”的興趣。在十八世紀末年的諸位大師如阮元、莊存與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著哲學上的折衷主義。

伴隨著這些學術界變化的還有社會與政治的變化，後者既改變了學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改變了學者對於行政問題的想法。不僅學者們發現更難於得到政府的位置，並且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政府職務也不象從前那麼吸引人了。和珅時期腐化的後果在地方上能最明顯地感覺到，因為州、縣長官在這裡承擔了收稅和維持秩序的最後責任。因上級壓力造成的盜用公款、繁雜的訴訟問題、以及個人對鎮壓叛亂所負的責任——這就使得許多學者不願負起這一切義務來換取官職上的特權。相反地，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各省高階官員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擔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種制度，在清代變得重要起來了。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財政和文字方面的專家，他們被省一級 官僚僱傭為非官方的顧問。“幕友”由他們的東家官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並且得隨東家的調動而去新任所。隨著官員在省一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幕友”的規模和人數也跟著增加。

到十八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七千五百人。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十九世紀繼續有所增長，這部分地是由於當時的行政危機，由於國內秩序混亂和西方的入侵，由於太平軍叛亂時期及其以後的時期省一級政府承擔了新增加的財政、軍事與商業責任之後，不得不對地方官員提出過多的要求而造成的。

關於這些年代“幕友”在制訂政策中的決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現在魏源及其同時代的包世臣這樣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們在鹽務、漕運、邊疆防務、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過並提出了改革方案。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從他們興趣的廣泛上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活動的範圍中看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