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權稱帝后的年歲裡，陸遜和孫權相知，但是卻並不相得

首先公元229年，孫權正式稱帝，並將國都遷回建業，孫權和陸遜開始分治荊揚二州。三國志並未記載從229年到244年這段時間，陸遜是否回過建業。但是從這一時期荊州及豫章三郡發生的事件來看，陸遜應當不會頻繁前往建業。陸遜在這段時間，政務方面的工作極多，僅僅是武昌留事和教輔太子和諸皇子已經是極為繁重的任務。再加上陸遜此時還監管民事、律法、稅收、郡縣治安和與書外交。

嘉禾元年、三年和赤烏四年還先後三次領兵參與孫權對魏國的用兵，並且依舊保持深度參與建業的國家政務。可以說，陸遜在執掌荊州期間，孫權和陸遜的關係大體維持了成熟期所累積的深度信任。並未見孫權不滿陸遜在軍事或者地方治理上的記載。這段時間，孫權和陸遜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主要發生在國家層面的決策上。陸遜的整體思想就是應該休民養民，輕徭薄賦，等國家實力增強了，再行遠圖。

而孫權的主張就是以嚴刑峻法治民，興利改作增加稅收，還要跨海盟遼東探夷州以擴張勢力。以與公孫淵結盟這件事為例，與公孫淵結盟這件事其實在吳國內部的動靜非常大。孫權不僅派了使臣前往遼東，還帶去了寶物和上萬兵勇。這件事情，自顧雍以下，全部反對，“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

只說這件事已經過分到什麼程度，眾所周知，顧雍的性格十分沉穩，終其一身始終慎言，然而對於這件事，《太平御覽》卻有如下記載：雍諫曰：“公孫淵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令左右扶出。連一貫沉穩的顧雍都到了以死相諫的程度，可見此事之影響。後來公孫淵背盟，孫權甚至打算親征。這個時候，遠在武昌的陸遜也上疏直諫。

文武之首都出面勸諫孫權不要冒險親征，孫權最終放棄這個想法。雖然小編覺得孫權說不去了，更像是順著臺階溜，本來也就沒打算真的去，但是著實把吳國的臣下弄得戰戰兢兢。其實從公孫淵事件來看，導致孫權出如此激進昏招的，就是其對於一統天下的熱衷。孫權毫不考慮吳國內部情況，盲目與外結盟，又大興土木地企圖親征，這與陸遜所秉承的先休民，強國力，再遠圖的想法背道而馳。

這段時期，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陸遜和孫權在多次事件上都有摩擦，包括夷州事件，呂壹案。還有一些邊角的記載也能看出陸遜在治國上和孫權的差異，比如陸遜呵斥太子屬官，不准許他們在太子面前提法家的東西，這和孫權的想法完全相反，類似的小事還有很多，也可以有個小猜測那就是，為什麼前二十多年孫權和陸遜似乎相處融洽？那是因為當時陸遜主要負責的工作是軍事。

最後對於中樞政務參與力度以及對於朝臣的影響力遠比不上孫權稱帝后，這些在政見上的摩擦逐漸累積，君臣關係由盛轉衰。君臣相知相得指的是君臣之間互相瞭解，彼此互相投合十分默契。陸遜和孫權彼此確實瞭解、信任，然而投合和默契卻始終欠缺。所以小編一直認為在孫權稱帝后的年歲裡，陸遜和孫權相知，但是卻並不相得，孫權和陸遜是一對令人感到唏噓的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