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個說法，清軍能夠成功入關完全是靠著運氣。如果不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後的所作所為導致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叛變，向清朝交出山海關，李自成的大軍就能順利接防山海關防線。那麼清朝的八旗兵就只能在關外遛馬了吧。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

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作用真的有那麼大嗎

看上去李自成大順朝功虧一簣，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壓制清朝阻止其入關的機會。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下滿洲是何時崛起的。

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正式宣佈七大恨，隨後設計攻陷了撫順。明軍遊擊李永芳請降，努爾哈赤便將孫女許配給他。‘’入撫順也，殺一大將，墮三城損偏裨將以下八十餘員，屠軍民幾至二萬‘’。之後八旗在撫順大肆擄掠殺戮一番歸去。這是努爾哈赤的造反之始。

那麼攻陷了北京直接導致吳三桂投清的農民軍是什麼時候誕生的呢？明人自己的說法是‘’山西，陝西大飢，府谷民王嘉胤倡亂，白水盜王貳等應之，眾五六千人，為流寇之始‘’。王嘉胤作亂是在崇禎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距離努爾哈赤正式反叛足足有十年的時間。

努爾哈赤起兵 影視資料

這十年的時間裡明朝可以說主要的對手便是努爾哈赤和他的八旗軍隊。但在這十年間，明軍非但沒有壓制住後金，反而被其連續擊敗。有一種看法認為‘’明朝自己沒有內亂，八旗談笑間灰飛煙滅‘’，這早在400年前就被現實證明絕非事實。

而實際上，正是後金的崛起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為了維持日益龐大的遼東邊防開支，明朝先後四次加派了遼餉。禍不單行，恰好此時貴州、四川、湖廣三省又發生了苗民起義。直接導致這三省稅銀被截留。面對財政的赤字，明朝就別無選擇，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那就是——加稅。

萬曆皇帝

‘’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記錄所定田畝，計七百餘頃，每畝權加三釐五毫‘’。如此大規模的加稅，才不過得到了二百三十一萬兩的額外收入。

隨著遼東前線的明軍從薩爾滸大敗開始的一系列崩潰式失敗。遼東的軍事壓力陡然增大，相應的，在遼東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必然帶來相應的財政需求。遼東軍事壓力越大，對財政的需求越大。比如曾經接手遼東防務的熊廷弼就曾一次請求三百二十四萬兩白銀，一百八十萬石糧食，九十七萬兩千石豆子，兩千一百六十萬束草料以資軍用。僅僅這一次的需求就遠遠超過了之前明朝大規模加稅搜刮所得。

鉅額的軍事開支依舊無法支撐明朝解決後金政權，能勉強維持遼東戰線已經做到極致。為了滿足日益膨脹的遼東戰事，明朝不得不把軍事開支優先供給遼東，也就是俗稱的‘’拆東牆補西牆‘’。到了萬曆四十七年遼東軍餉達到了八百萬，相當於兩次加派和當年太倉收入的總和。但遼東的軍事開支依舊覺得不夠，為此明朝第三次加派了遼餉‘’命各省直田地，每畝再加派二釐，以敷兵、工二部之用。‘’第三次加派僅僅搜刮了一百二十萬兩，除了二十萬給工部製作兵器外，其餘都充作募兵和安家之用。遼東的危局就如一個巨大的財政黑洞。

在三次加派之後民生迅速困難。因為宗室為首的豪富們用各種手法避稅，導致稅收攤派到中下階層的農民身上。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就是農民們大量逃亡。雖然成功徵收了大量遼餉，但是正規的田賦反而無法收上來了。

這種情況到了崇禎年間已經非常嚴重。崇禎元年（即農民軍出現那年）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奏言：‘’今歲太倉歲入二百萬兩，支出五百萬兩。‘’相比萬曆年間太倉收入的一年三百八十九萬兩。隨著遼東戰事的爆發，遼餉的加派透支民力，使得正常的歲入減少了近一半。

崇禎皇帝

為了滿足遼東的軍需，明朝還不得不對其他各軍鎮進行大規模欠餉。到了崇禎年間‘’寧夏欠十之四，甘肅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整個九邊合計欠餉五百二十餘萬兩。崇禎皇帝對西北三鎮請發三年欠餉的要求視而不見，導致邊軍不斷有逃兵和譁變。失去生計的農民和逃亡的軍人兩者彙集之後，一股真正能滅亡明朝的力量便誕生了——他們成為明末農民起義軍的主力兵源。

到崇禎第四次派加遼餉，崇禎三年‘’畝加九釐外，再增三釐‘’，合計前三次派加遼餉達到了六百八十五萬兩銀子。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為了剿滅李自成的‘’剿餉‘’不過二百八十萬兩，還不到供應與後金作戰的一半，當事人對誰更加忌憚一目瞭然。

換言之，釀成明朝內部混亂最終起義蜂起政權被推翻的根本原因，正是後金造成的遼東軍事無底洞。這一點，就算李自成的大順朝順利接收了明朝的遺產，也是必須面對無法逃避的。

清朝擁有那個時代東亞當之無愧的第一軍力。首先就不存在沒有吳三桂等人就無法打贏的情況。事實上從山海關大戰之後，清軍與李自成大順軍作戰大多摧枯拉朽，李自成的軍隊與清軍交手是的表現也並不比明軍更加出色。

那麼這樣的大順軍就算順利接防山海關，清軍就無法入關了嗎？

這同樣不是事實，在吳三桂獻關之前，滿清八旗早已先後五次大舉入關，最遠打到了淮北。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軍事路線都摸清楚了。僅僅崇德元年那次，清軍‘’轉掠兩千裡‘’，劫掠‘’人畜四十六萬兩千三百有奇、黃金四千零三十九兩、白銀九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兩‘’。

可能又有人說不開啟山海關，清軍只能做到繞路。就像小偷偷偷進入你家光顧一樣。那麼清軍真的沒有正面打破此時山海關的能力嗎？

事實上早在皇太極剛繼位的時候就以滿人勳貴佟養性為指揮官，以漢人為兵丁組建炮兵營，並賞賜頗豐，‘’一等炮手賞銀八十兩，二等炮手賞銀五十兩‘’。要知道在明軍的鋒兵一月收入也不過二兩銀子。同時，清軍大力仿製明軍引進的西式火炮——紅夷大炮，最終於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仿製成八旗第一門紅夷大炮。並於同年依靠著犀利的紅衣炮摧毀了明軍車營獲取了大淩河戰役的勝利。

之後三王歸順的時候還帶著洋人的技師。除此之外還有副將、參將、遊擊共一百零七人；精壯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以及士兵的家屬七千六百三十六人；水手壯丁四百四十八人，其家屬六百二十四人。共計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八人。這其中包括了西法訓練出來的炮兵和熟練的工匠。這使得清軍火器力量大增，在圍困祖大壽的時候就很自豪的表示明軍無法擋住‘’四十餘紅衣之威‘’。

事實上在當時明軍就感嘆‘’奴之火器十倍於我‘’便是指此。據現代學者估算清軍仿製的加上三王帶去的紅衣有接近百門之多。理論上足以正面擊破被松錦戰役掏空的山海關。

那麼為何清朝不這麼做呢？

事實上這和皇太極的戰略有關。在松錦之戰後明軍九邊精銳幾乎全滅。就連原本的鐵桿小弟朝鮮也覺得‘’中朝之運，亦以衰矣‘’。不斷有人建言讓皇太極直接攻打明國。不過此時的皇太極有自己的打算‘’爾等建議直取燕京，朕意以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撲。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今明國精兵以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

事實上正如皇太極所料，明朝這棵大樹被八旗的‘’伐木‘’戰略耗盡了財力和軍力。最終自我潰滅，清軍戰略可謂圓滿。而這一戰略的根本是大忌明朝京師周邊地區的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實際上，八旗兵鋒過處，圍繞京師的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等地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兵科給事中李永茂在巡查順德府期間記錄下了八旗大軍過後各地的慘狀。他出京至慶都、新樂、真定、欒城、伯鄉、內丘、順德（邢臺），‘’一望荊榛，四郊瓦礫，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跡，並無人蹤行走‘’，而平鄉‘’受患及慘，至今城內止餘焦赤殘垣，及堆積瓦礫。‘’整個‘’畿南郡邑，曾經戊寅之慘（崇德三年、崇禎十一年的入關），驚魂未定，兼以五載荒瘟，民亡十之九。‘’當時明朝的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僅僅京郊和畿南一帶，就曾遭到八旗四次襲擾，尤其以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兩次最為嚴重。

這種打擊讓環京師的華北地區民生凋敝，社會生產力備受打擊，無法為明朝政府和軍隊提供穩定的財政和物資支援。這種情況李自成的大順軍入主京師後也一樣需要面對。

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面臨著明朝一樣的困境

事實上李自成的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後就被迫退出京師並一路戰敗根本原因就是沒有穩定可以依靠的根據地，因此一直被稱之為‘’流寇‘’。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後大順朝面對京師周邊地區大面積的民生凋敝，也不可能做到像正常國家一樣靠稅收來供養政府和軍隊，也因為地方無法支撐而一直依靠劫掠為主要補給手段來供養軍隊。面臨著相同困境的大順朝，在各地統治的根基更淺，所面臨的困難相比明朝只會更大。

可以看出如果清朝願意的話，就算吳三桂如他的初衷一樣歸順李自成，兩家相加也不是清軍對手。武器不如人，軍隊不如人，沒有好的根據地，連保證軍隊的稅收也無法做到自然無法與以逸待勞日日中天的清朝八旗軍爭鋒。

現在回到標題我們可以得出答案是能做到。沒有吳三桂也會有三王，事實上投降派往往是因為己方處於弱勢而非為投降而投降。沒有投降派強勢的一方或許會費點力但是依舊能達到目的。就算吳三桂不反叛獻關，清朝席捲中原也已經是板上釘釘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