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歷史學者對歷史文明的標準，中國古代的歷史勉強能夠算到商代，實際上在民國之前，他們連商代都不承認，中華上下五千年被他們認可的只有不到三千年。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西方歷史學家研究歷史跟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不一樣，我們研究歷史，首先是從二十四史開始，以官方記載的歷史為根本。

而西方史學家他們有一個標準，證明一個文明的存在，除了文字記載，還要有相關的證據（比如廢墟或者文物等東西）。

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用急於去否定西方的判斷方法，畢竟我們所瞭解的歷史都是人記載的，而人是有感情的，往往會根據統治需要去修飾歷史，結果就是我們記載的歷史並不真實，這種情況我相信大家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在近幾年相繼出土的文物很多已經實際打臉現在的史學結論，從這個角度來說，西方人的史觀的確值得推崇，書籍的歷史要有，但是相關的東西也要有，比如你說春秋有鐵器，那就必須由有土的鐵器，你說唐朝人有雕版印刷術，那你就得有模具或者雕版出來的書籍來證明。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相對於西方文明，我們的文明儲存是有點吃虧的，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世界史，發現留下的文明大多有一個特點，就是西方的文明以石頭建築為主，比如金字塔和那些大型宮殿，都是能夠存在很多年的，比如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建造於公元前2900年左右，全部用花崗石堆砌而成，經歷4800年風吹雨打，依然是屹立在一起。

而我們的古人非常有智慧，統治者很少會勞民傷財去的建造一些石頭建築的宮殿，而是會就地取材，用竹子或者木頭去建造房子，比如傳說中秦始皇建造規模宏大的宮殿，被項羽一把火就給燒了，說明這個建築的主體部分就是木頭製造的。

我國現存最大的古代宮殿建築群應該算是明清時期留下的北京故宮，實際上，故宮最害怕的一件事也是著火，在故宮六百年的歷史上，有記載的著火次數不下百次，也可以看出，故宮的主體建築材料依然是木材。

也就是說，我們的文明想要儲存下來，是很困難的，這一點是與西方文明無法相比的，西方文明多以石建城堡和宮殿為主。

因此，按照他們的計算方法，在民國時期，我們可考的歷史最早可以到周朝，不承認商朝的存在，如果不是王國維把甲骨文解讀出來一點，估計商朝的歷史真的被人們給熬湯藥給喝光了。

甲骨早在宋代時期就有出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當作叫“龍骨”的中藥藥材來使用，光緒年間古董商人、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這個甲骨上有文字，經過研究發現，這可能商朝時期的文字。

然而當時很多人並不相信，有人認為是農民為了把甲骨賣給藥鋪故作玄虛，有人認為是古董商人大肆收購甲骨後進行的炒作，直到王國維透過對甲骨文的研究，將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

王國維的研究將中國有據可考的歷史提前了一千年。

從1928年開始逐漸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點，進行了長期的挖掘，出土大量甲骨，再加上殷商廢墟的出現，才徹底坐實中國古代確實有商朝的存在。

商代歷史被世界公認，不是我們堅持自己的歷史書籍，也不是睜著眼睛跟人爭論，而是一些歷史學家一直嘗試各種努力，用西方的方法去證明。

對於夏朝歷史是否存在，其實就連我們國人也存在很多疑問，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因為顧頡剛認為“大禹是條蟲”，我對他印象一直不好，但是我們研究歷史，其實就應該聽得進去不同的意見。

顧頡剛給人的印象，就像歷史學中的“打假鬥士”，專門打古代歷史中虛假的部分，顧頡剛認為大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是一個神，並且否認與夏朝的關係，說大禹建立夏朝是後人編造的，也就是說他壓根不信戰國之後人編的歷史。

他這種思維就好像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有一處錯誤，因此，整部書都不可信，在這種思維引導下，古史辨派佔據理論高地，聲名鵲起，有些人甚至誤入歧途。

實際上，顧頡剛認為歷史應該以考古為依據，的確對中國考古學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和別人爭論的時候，顧頡剛在《夏史三論》前記中說道，“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說中不在少數，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罷！”

既然商朝已經存在很成熟的文明，不可能在商代之前沒有文明，事實上在商朝文化之前的二里頭文化，更早之前的中原龍山文化，甚至再早之前的仰韶文化，已經證明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文明，至於他們和夏朝的聯絡，還需要我輩歷史人的努力。

還是那句話，不是你不認同我們有夏朝的歷史，我們就沒有夏朝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從來不是外國人說算的。

當然，我們也應該去積極的研究，藉助外國的考古技術和研究方法，並且積極地去發現夏朝或者更早之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