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湯死，是在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的冬天，但酷吏政治方興未艾，下一年，一直阻力重重的告緡令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一個叫楊可的人主持告緡工作，司馬遷和班固都沒有給我們留下這個人太多的資訊，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緡遍天下”，就是大漢的天空之下，到處都有人在舉報有錢人瞞報財產。結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擁有十萬錢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舉報物件。畢竟，在飢寒交迫的人眼裡，你怎麼能說你不是有錢人呢。

當然，被舉報的人會試圖申訴，受理這些訴訟的，是張湯之後最會當官的酷吏杜周，——所以後來他也被班固從《酷吏傳》裡抽出來單獨立傳了。

杜周的作風，是凡事順承皇帝的意旨，而經常不理會法律，不像張湯那樣還喜歡“輔法而行”做得符合程式的樣子。有人指責這件事，杜周就說了一句後人講中國法律史根本繞不過去的話：

三尺

［1］

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法律是哪裡來的呢？以前君主所規定的就是法律，在位的君主所規定的就是詔令。令早晚會變成律的，與時俱進罷了，那麼推崇古代的法做什麼呢？

［2］

杜周這麼看重皇帝的意思，那麼此時漢武帝的意思是什麼？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錢，告緡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沒收人家一半家產，太符合漢武帝的意思了。

所以只要被舉報隱瞞家產，基本就別想翻案了。

那段時間裡，御史大夫、廷尉手下的大小官吏們，都非常非常辛苦。因為國家從民眾那裡獲得的財富以億計，還有奴婢成千上萬。大一點的縣，朝廷抄沒了數百頃土地，小縣也有百餘頃，而抄沒的住宅也達到了驚人的規模。這些都需要他們去統計、管理，工作量肯定暴增，過勞死的想必也一定是會有的。

當然，好處也是很大的。杜周和張湯還有個微不足道的小區別，就是他很貪。剛走上仕途的時候，他只有一匹馬，還轡頭鞍韉都配不齊，現在卻家資上億（鉅萬）了。上行下效，官吏們這段時間的忙碌，大約就是所謂幸福的煩惱吧。

被告緡的人大多破產，他們的表現，充分證明漢武帝優待軍人，賑濟災民而就拿他們開刀，絕對是正確的選擇。此時他們的做法是：既然存錢都是幫別人存的，自己還受苦受累幹嗎呢？於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錢就吃點好的，做幾件漂亮衣服，並沒有太多暴動叛亂的事。

大漢的秩序顯得一切正常。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漢武帝時代的第一理財高手桑弘羊開始擔任大農丞，即財政部副部長。

桑弘羊推出一項新的改革叫做“均輸”。大漢的各郡國都要向朝廷進貢物品，這個行為源於古老的傳統，西周時代諸侯對天子就應該如此。

按照西周的交通條件，運輸的成本很容易就會大大超過貢品的價值。所以進貢這個行為，主要意義是諸侯向天子表達忠誠，政治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意義。

現在，大漢的諸侯王都知道鬧獨立是痴心妄想，更不用說郡縣是必須聽命於朝廷的，所以這個臣服禮實際上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地方上的貢品千里迢迢運送到中央來，中央往往也並不需要這些東西，明明就是巨大的浪費。

這種情況下，恪守傳統的儒生大概會“汝愛其羊，吾愛其禮”，堅持繼續浪費下去；務實又勇於改革的官員，則可能傾向於叫停這項浪費。

桑弘羊卻從中敏銳地發現了商機。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優勢；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資訊優勢。何不把貢品變成商品，根據各地需求，運輸販賣獲取利潤，最終把錢上繳國庫呢？

簡單說，就是打擊商人的同時，國家直接經商，這也就是所謂“均輸之法”。

和均輸法配套，後來桑弘羊又創設了“平準之法”，也就是朝廷規定物價，不允許商人肆意漲價。

這兩項政策猶如平行的雙翼，給朝廷帶來的收益立竿見影。加上鹽鐵專營、算緡告緡等措施獲取的鉅額收入，元鼎年間，國家財政就開始走出了困境。

寫到這裡，基調一直抑鬱低迴的《平準書》裡，彷彿突然亮起一道正能量的閃電。司馬遷寫道：“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人民要繳納的賦稅並沒有增加，國家開支卻一下子有富餘了。

“民不益賦”是事實。幣值改革反覆無常，每次都是對民間財富的收割。算緡、告緡毀掉了大多數“中民之家”。鹽鐵國家專賣導致這兩項生活必須品價格飛漲，質量卻斷崖式下跌：政府出售的鹽，往往“苦惡不可食”，朝廷鼓鑄的鐵器，規格單一，不能滿足民間多樣化的需求，質量也極其糟糕，最差的竟至於“割草不痛”，草都割不斷。均輸和平準相配合，意味著官府可以強行壓低價格採購價值很高的東西，又可以隨意抬高價格強迫民眾購買價值低劣的東西……漢興七十餘年，培養了一個富裕階層，現在朝廷消滅了富裕階層，實現了共同貧困。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誰說漢武帝推崇儒家，只是裝裝樣子呢？

儘管如此，說漢武帝“益賦”仍然是無恥的讕言，必然被如下真相狠狠打臉：因為這裡賦當然特指田賦，今皇帝仍然秉承孝文皇帝以來“三十稅一”的老傳統，確實是沒有增加。

“天下用饒”也是事實。漢朝的制度，本來是兩個財政機構並行，大農令掌管國家開支，少府負責“養天子”。現在，由於朝廷收入暴增，漢武帝為了更有效率的支配這筆錢，又增設了第三個財政機構，水衡。——有學者曾經試圖加以辨析，少府和水衡都是“天子私藏”，功能上究竟有何不同，實際上也可能只是：少府作為一個存在已久，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和潛規則的機構，漢武帝覺得不好管理而已。

新增加的收入不但承擔各種開拓戰爭的開支綽綽有餘，而且可以用於奢侈性消費。天子的苑囿上林苑，由於天下珍奇都匯聚而來，無法容納，所以大規模擴建。有一組工程如此展開：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這時候，消滅南越的戰事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發展水軍勢在必行。本來，這筆軍費當然應該發放到齊地或東南的沿海地區，還有鄰近南越的南國水鄉。

但大筆經費就用在上林苑裡，也就是開鑿昆明池。但理論講，仍然是出於軍事目的，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更直白的表述：就是為了消滅廣東的割據政權，在西安地區訓練水軍。

［3］

為了皇帝能夠更好的視察水軍訓練狀況，所以昆明池周圍，要修建許多觀景建築，這就是“列觀環之”。

昆明湖據稱三百三十二頃，湖上樓船上百艘。

［4］

樓船高達到十餘丈，即二十多米，上面再張掛旗幟。一般矮小的觀景臺，視線很容易被遮蔽，無法縱覽這番壯麗的景象。而且，漢武帝希望在長安城裡，仍然可以看見氣象巍峨的樓船。

“

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

”於是漢武帝很感慨，又追加投入，在未央宮裡，興建了也許高達百米的柏梁臺。

“

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這之後，興建各種奢華宮殿的工程，也就不斷上馬了。司馬遷沒有羅列宮殿的名字，但我們知道的就有長安城裡的北宮和明光宮，和“千門萬戶”過於恢弘壯麗，長安城已經容納不下的建章宮，它在漢長安城以西，透過“飛閣輦道”跨過城牆，和城內的未央宮相通。

［5］

當然，這些宮殿不會是空著的。漢武帝后宮人數創造了記錄：劉邦、漢文帝、漢景帝時代，據說“宮女不過十餘”，現在卻“多取好女至數千人”。

［6］

這一環扣一環的投入，說起來一開始是為了一個義正辭嚴的軍事目標。司馬遷似乎只是平實記述，沒有作一句評論，但譏諷之意，深入骨髓。

挪用海軍的錢的修園子（尤其是池水的名字始終叫“昆明”），很容易引起一些聯想。不過最根本的區別是，漢武帝的開拓戰爭進展順利，東越、南越相繼被收歸版圖，這似乎在給韓非子的經典論述提供依據：只要國力強盛，君主奢侈不是問題。

所以對漢武帝而言，這就是真正的盛世。而包括司馬遷在內，隨侍的郎官們都很清楚，所有的宮室、美女、財寶都是小事，只要需要，皇帝可以拋棄這一切就像扔掉一隻破鞋（“如脫屣耳”）。

對皇帝來說真正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成仙長生。

［1］

秦漢法律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所以叫“三尺法”或者簡稱“三尺”。

［2］

實際上中國法律史不至於這麼黑暗。令變成律有複雜的程式，不是老皇帝去世就自動升格為律的。

［3］

漢武帝開鑿的昆明池在今西安西南斗門鎮東南。挖掘時發現發現了大量的黑土，佛教傳入之後，人們普遍接受的解釋是：這是上一次世界毀滅時的“劫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則注意到，這裡剛巧也是西周的鎬京遺址。

［4］

《三輔黃圖》卷四。

［5］

關於漢長安宮殿的著作很多，這裡推薦王南老師的《漢家陵闕》，新星出版社，

2018

。

［6］

《漢書·貢禹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