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皇帝的陣容可謂星光熠熠：漢高祖劉邦、文景二帝、漢武帝劉徹、漢宣帝劉病已……而說到東漢，相信大部分人只會知道兩位：開國的漢光武帝、亡國的漢獻帝。

實際上，不只是東漢，絕大多數王朝的皇帝群，名頭都遠遠比不上西漢。原因很簡單：中國古代整個封建史，方方面面基本跳不出西漢定的調子；西漢皇帝，就是給後面幾百位同行開荒的。

起初的西漢，是“摸著秦朝過河”。

秦始皇滅六國，推行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探索適應大一統王朝的全新政權運營模式，大開大合的格局、開天闢地的氣象，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但隨後它的迅速二世而亡告訴世人一個道理——想要徹底消亡一箇舊格局、建立一個新體系，決不可能能“一口吃個胖子”，很多課題的解決絕非一朝一夕：

徹底廢分封、代之以純粹的郡縣制，這些職業官員足以拱衛皇權嗎？

思想領域信奉“以吏為師”，看似公正的法家思想能夠支撐一個全新的王朝？

王朝的的文治武功、百姓的休養生息，兩者如何協調統一？

面對種種難題，出自舊貴族體系秦朝皇室應對的簡單粗暴：大刀闊斧、嚴刑峻法，繼續沿用過去的高強度手段強行“塑造”天下，結果留下了“暴秦”的惡名、黯然崩潰。

第一個以激進態度探路的先行者失敗了，秦朝的統治者說到底還是貴族，他們過度迷信法家體系，

從俯視的姿態去治理國家

，結果被平民拋棄；

而西漢開國群體則恰巧是平民群體，

他們在起步階段的視角基本上是“平視”狀態

，所以對於佔據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的需求洞若觀火。於是，相對於秦朝，西漢的風格為之一變。從歷任帝王（或執政者）的執政執行軌跡來看，他們管理明顯呈現出從粗放到精細、由無為到有為、由靜至動的態勢，咱們挨個看。

在治國層面，漢高祖劉邦留下了一大政治遺產：敲定了西漢的權力分配框架——設立封國，由宗室藩王治理山東；與功臣集團達成“白馬之盟”，劃定利益界限，並且一口氣指定了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幾任執政核心。由此一來，就達成了軍功集團與劉氏宗室共治天下，相互制衡、相互扶持，實現政權穩定。

對於緊隨其後的呂后，人們常盯著她殘害戚夫人、分封諸呂等倒行逆施，卻往往忽視了她主政期間逐漸祛除秦朝苛法（如挾書律）、推行寬仁治國的功績。史書對呂后的執政成績向來不吝溢美之辭：“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呂后的成功，是無為而治治國理念付諸實踐的成果。上面說過，初期的漢朝是平民政府，而恭儉無為、與民休息，則是當時社會的集體訴求。不過，咱們不要把“無為而治”理解成啥都不幹，它實際上是因循守舊，漢隨秦制，它的一切制度都源自秦朝，比如蕭何修訂律令時，“”夷三族、挾書律”等都被沿用，直到呂后、漢文帝時才逐漸廢除。呂后時期與秦朝最大的區別，就是清淨恭儉、體恤民力。

呂后死、周勃等人誅殺諸呂，漢朝迎來了一個節點。幸運的是，功臣集團迎接家庭背景普通、對民情深有領會的代王劉恆為帝。漢文帝在位期間的功績主要有三：

以柔克剛，緩和了統治階層的矛盾，適當削弱了功臣集團的權利；

對嚴苛的秦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連坐、肉刑等殘酷刑罰，緩解社會矛盾；

以身作則、厲行節儉，透過大幅度減免租稅等手段有效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

漢文帝為漢朝奠定了雙重基礎：一是在治國理念層面，確立了仁德、王道的形態；二是在經濟層面，奠定了漢朝生產力迅猛恢復、成長的基礎。

而隨後的漢景帝也不是泛泛之輩，除了沿用父親的一系列政策外，他還進一步減輕刑罰，以武力鎮壓了吳、楚七國之亂，讓逐漸成為朝廷心腹大患的藩國失去了對抗中央的實力。

文景之治是中國古代最長的生產力恢復期，它為後世的封建帝國如何度過草創期提供了一個完美樣板。

在祖輩的基礎上，隨後的漢武帝在教育、學術、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制度、曆法所有層面推行了深度改革，為後世演示了何謂“文治武功”：

思想層面，他吸取董仲舒《天人三策》、賈誼《政事疏》的主張，“據舊以鑑新”，實現了由黃老到儒學的政治主導思想轉變；

他以教為先，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學校教育、社會教化相結合，實現移風易俗；將尊儒與官員選拔掛鉤，健全察舉制，首創了領先世界的文官制度；

他創設樂府、協音律，行“詩教”，廣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立中國文獻庫和儲存文化遺產的文化制度；

經濟與社會組織層面，削封建，徙豪，頒佈《刺史六條》打擊貴戚、豪強；

至於軍事層面，更是建下了赫赫武功，南收兩越、東定朝鮮、北逐匈奴、撫西南夷、打通西域，奠定了其後兩千年封建帝國的疆域框架，

大一統帝國至此徹底打造成功

。

漢昭帝在位時間有限，在霍光的輔佐下，那時的漢朝針對武帝后期國力虛耗、民生凋敝的現狀，重拾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政治安定、經濟恢復，為隨後的漢宣帝打下了基礎。

漢宣帝則是又一位出自民間的帝王，因此對百姓的需求心知肚明。他在位期間，大力整頓吏治、懲治貪官汙吏，強化對官員的考核與篩查；廢除苛法、稽核量刑，維護法治的嚴肅性與效力性；減輕賦稅、設定常平倉，以安定民生、恢復生產。對外，利用匈奴內亂迫使呼韓邪單于歸附，消除了匈奴的威脅；設定西域都護，實現了對西域的直接管理。至此，西漢王朝政治清明、國富民強、威名遠播，達到了全面頂峰。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從開國皇帝劉邦起步，漢朝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漸往上，直到漢中宗劉詢（漢宣帝）時達到巔峰；而這一過程中正常執政的所有帝王都體現了自己的價值，接力造就了中古封建史上罕見的明君群體

。

至於東漢，則是西漢王朝事業的受益者，這卻也帶來了“躺平”的副作用

。

王莽末年，劉秀憑藉漢室宗親身份、利用民心思漢的輿論，成功建立了政權。開國之後，劉秀延續自己以德服人的政治策略，對內革除新莽苛政亂法，以人為本，釋放奴婢、大赦天下，舉冤獄、出繫囚、減賦省刑，採取三十稅一制度，恢復生產；對外也採用了“柔道”治國，制定了以保守為主的邊防政策。依靠西漢時打下的威信，東漢即使“無為”，但也基本上維護了邊境安全，為穩定統治、恢復經濟提供了有力保證，創造了“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的光武時代。

而對隨後的東漢君主而言，在政治層面，有西漢、光武帝劉秀樹立的現成樣板；對外，西漢對外百年擴張打下的赫赫武功，足以威震周邊各勢力，留給他們的發展空間實在太少了，客觀上很難出現像漢武帝、漢宣帝那樣有為之君；

同時，與西漢不同，東漢帝王基本都出自深閨，長期與民眾隔離，對於民間疾苦、政治得失少有體會。常年的歌舞昇平，還導致這些溫室內的花朵大多身體孱弱、英年早逝，極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啥東漢帝王比不上西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