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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雅之風湘江會講之盛文翁與張栻

2017年7月,首批四川歷史名人名單正式公佈,大禹、李冰、落下閎、揚雄、諸葛亮、武則天、李白、杜甫、蘇軾、楊慎10位歷史名人入選。

2020年6月,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名單出爐,文翁、司馬相如、陳壽、常璩、陳子昂、薛濤、格薩爾王、張栻、秦九韶、李調元10位歷史名人入選。

這二十位值得傳頌的歷史名人喚起我們翻開書本,沿著他們的足跡,找尋歷史脈絡。本期要介紹的兩位都是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文翁(生卒不詳,推測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和張栻(1133年~1180年)。

他們一位是從外地來到四川,一位是從四川走出去;他們憑一己之力,扛起教育改革的大旗,成為教育史上的閃閃明星。

文翁

史上官辦教育第一人

文翁是中國歷史上官辦教育第一人,他創辦的官學體系發展成了科舉制,傳入西方後演變成了近代文官制度,發展到現代,就是如今的公務員制度。所以,當今的公務員,都應該尊文翁一聲“祖師爺”。

在成都創辦全國第一所郡學

文翁,名舉,字仲翁,西漢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縣)人。他自幼聰慧好學,飽習儒家經典,精通《春秋》,在漢景帝時任蜀郡郡守。當時,巴蜀大地儘管物產富饒,百姓安居樂業,但由於地處僻壤之鄉,又無學校教育,致使民風粗野,民無文化,“有蠻夷之風”。

文翁到任後,透過一段時間的調研考察,力圖改變這裡落後的狀況,讓當地經濟、文化同步發展。他的第一步舉措,就是大力興辦學校教育。

他先從郡縣中挑選出張叔等十餘位有才幹的年輕小吏,親自教導,訓誡勉勵。然後,將他們送至京城長安深造,學習儒家經典和律令條文,並明確告知他們:學成歸來後,要為本地的建設和教育服務。

這些人在京城除了學習古代經典外,還要精通國家法令。漢代歷朝皇帝都十分重視法令在治國中的重大作用,文翁要求他們兼習經學和法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德行修養、文化水平和執法能力等方面全面提高郡縣小吏的基本素質,以便他們將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幾年後,張叔等人學成歸來,文翁即給他們委任授官,或在郡縣中擔任重要職務。與此同時,文翁著手在成都創辦當時全國第一所郡學,並安排一部分青年才俊擔任官學教師。

在蜀郡掀起空前的好學之風

文翁不僅“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還“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郡學的學生來源是招收郡屬四郊之縣的優秀子弟。為了保證所招學生的質量,文翁親自帶領一班人到基層訪求察選,有時還親自出試題當面考試,嚴把入學關。

文翁的教育觀念在當時也十分超前,主張學以致用,理論聯絡實際,不僅讓學生跟隨他巡視各縣,還讓他們自由出入居所以傳佈命令;他還免除學生的徭役,將成績優秀者直接委任為郡縣官吏,實施“學而優則仕”。

此外,文翁還在蜀郡繼續開設學堂。雖然財政經費有限,但文翁仍不遺餘力推動教育經費落實,“減省少府用度”,以保證辦學。

文翁的大力興學,在蜀郡掀起了史無前例的好學之風。讀書人數蒸蒸日上,不辭千里跋涉到長安深造者也不乏其人。巴郡、廣漢郡也聞風而動興辦學校。整個四川文化水準普遍提高,其提高速度之快,令人歎為觀止。

青史有證,據《華陽國志》說:“蜀學比於齊魯”——曾經的“蠻夷之邦”已可與文化繁榮的孔孟之鄉媲美。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在成都辦學,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教育制度,不僅開創了四川官辦教育的先河,也讓他成為了全國地方政府辦學的鼻祖。漢武帝對文翁辦學大加讚賞,下令全國仿效。

從此,全國各郡縣都紛紛辦起了自己的學校。“文翁興學”,推動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因之,文翁不僅獲得四川教育界和中國地方官辦教育兩項“鼻祖”之殊榮,也成為世界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漢書》有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位於成都市中心文廟前街93號的石室中學,大門匾額上題有“文翁石室”四個大字。文翁石室從漢代一路走來,已有兩千多年曆史,雖校名多次更改,但校址從未變動,這在全世界都極其罕見,被國際譽為具有“中國標本”意義的“千年名校”。

千百年來,文翁石室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古代有司馬相如、揚雄、陳壽、李密等著名文人,近現代有彭端淑、劉光第、郭沫若、李劼人、何其芳等名家名流;當代有鐘山、沙國河、陳懋章、李蔭遠、翁宇慶、段寧、馬志明等傑出院士。他們如同璀璨星辰,熠熠生輝,映照一方。

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於1999年為石室中學題詞“古今一校,揚輝千秋”,正是對文翁石室無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的最好概括。

張栻

為宋代理學奠基的一代宗師

張栻曾任我國四大書院之首的“嶽麓書院”教學,使嶽麓書院一時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

作為蜀學和湘學的代表人物,張栻與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並被譽為“一世學者宗師”。

出身官宦世家 祖先隨唐皇入蜀

四川人對文翁普遍很熟悉,對張栻的名字可能略感陌生。但如果提起嶽麓書院,應該很多人都聽說過。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宋代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他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是“中興名相”張浚的長子。其八世祖張璘,曾隨唐僖宗入蜀,由長安遷到成都。十世祖張文矩,封沂國公,即為張栻高祖。張文矩早逝,夫人楊氏攜子由成都遷往綿竹,張家遂為綿竹人。

張栻的父親張浚是蘇軾、程頤的再傳弟子,張栻8歲時便跟隨父親到了湖南長沙,也跟隨父親從小飽讀聖賢之書。成年之後,他拜當時著名的學者胡宏為老師,以做一個聖人為求學目標,以孔子大弟子顏淵的文章《希顏錄》上下篇為楷模,致知力行,希望求得孔聖之道。胡宏對這位有理想有抱負的學生亦十分欣賞。

張栻因為父親是朝廷有功之臣,所以沒有經過科舉考試就被授予官職,並深得宋孝宗的賞識。但在孝宗淳熙九年,他受虞允文等人誣告被免職,回到家鄉,專門從事教育工作。

“朱張會講”,盛況空前

首次提出“心主性情”思想

張栻在他35歲那年迎來人生轉折:嶽麓書院重修,張栻被邀請來主教嶽麓書院。張栻對重修書院之舉極為稱讚,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頌之。至此,張栻來往於湘江兩岸的城南、嶽麓兩書院講學授徒,傳道授業。

到嶽麓書院的第二年,著名理學家、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從福建武夷山專程來到湖南長沙嶽麓書院,與張栻一起討論了《中庸》中的一些學術問題,這次辯學共兩個月的時間,兩人相與講學於嶽麓、城南書院,後世將這次會面稱之為“朱張會講”,在當時聽者甚眾,盛況空前,也被後世傳為佳話。

張栻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思想,強呼叫人的理智之心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不離社會規範。

這一思想對朱熹影響很大,在此基礎上,朱熹明確提出了“心統性情”說,該學說成為宋代理學的重要理論。

教育之根本

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張栻的教育主張不外“致知力行”四個字。他平時教育學生,要他們將所學的知識運用於實際,然後又用實際來證實知識,使理論知識與實際行動相互聯絡,相互促進。

張栻認為,在社會治理中,教育為首要之舉,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明白做人的道理,並非為了追求功名利祿。張栻這一樸素至真的理念,如今看來,依然熠熠生輝。

雖然只活了48年,但張栻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在中國思想史中留下了一道耀眼的星光。《宋史》中,張栻的生平被列入《道學傳》,與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陳亮讚譽張栻為“一世學者宗師”,很好地說明了張栻在當時的影響。

尤其是他主教嶽麓書院期間,天下學者聞風而動,皆以“不得卒業湖湘”為恨,遂使嶽麓書院一時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他提出的“傳道濟民”的教育宗旨和學貴於行的實踐品格對湖湘歷史和中國歷史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文/阿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