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和國博所藏“雙龍柄聯腹傳瓶”是同款嗎？

大家好，我是駿馳。

前段時間有藏友去參觀天津博物館，其中一件器物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官方是這樣描述的：

瓶高18。5釐米，口徑5。2釐米，底徑2。5釐米，腹徑11釐米。盤口，單頸，雙腹相連，連線處有兩個環形系。肩左右兩側各塑一條修長的龍形柄，龍頭探入瓶口內，似在貪婪地吸吮著瓶中的玉液瓊漿。雙龍柄為手工捏塑而成，手法簡單幹練，形象卻生動逼真。雙平底刻有銘文：“此傳瓶，有並。”由此得知，這個瓶子的名稱應為傳瓶。

“有並”又作何解呢？可以理解為此瓶瓶身雙腹相連，也可理解為此瓶成雙。相同造型的瓶子還有一件珍藏於國家博物館，與天津博物館所藏瓷瓶尺寸相若，國博那件出土於隋李靜訓墓，然而卻無刻款，因此天博這件更顯珍貴，瓶子本身透露的資訊更具有直觀的說服力。這件傳瓶，造型新穎別緻，既具北朝和隋代瓷器所特有的渾厚凝重，又不乏靈秀活潑，其線條剛柔相濟，是隋代創新的器型，代表了當時白瓷製作的最高工藝水平，成為隋代稀有的瓷酒器精品。

我告訴這位藏友，這件傳瓶是天津博物館的鎮館藏品之一，2013年8月19日，這件館藏列入國家文物局釋出的《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目錄》（3-079），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

天津博物館館藏“傳瓶”及底部“此傳瓶，有並“銘文

的確，目前此型別白釉傳瓶僅見三隻。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隻，無銘文，卻有確切出處：隋大業四年（608年），由西安李靜訓墓出土；另外一隻現藏江蘇連雲港市博物館。我們綜合這三件器物的館藏資訊，其名稱、年份有了確鑿依據，得知這種極具異域風情的“傳瓶”全稱應為「隋代白釉雙龍柄聯腹傳瓶」。

天津博物館館藏“傳瓶”

國家博物館館藏“傳瓶”

江蘇連雲港市博物館館藏“傳瓶”

三件雖都是白釉，窯口卻有不同。天津博物館這隻傳瓶器型挺拔俊秀，制式工整，雙龍柄修長生動，手法幹練；器身施釉均勻，釉面光亮、細微開片，胎釉結合緊密，胎質堅緻；器物肩腹位置左右各四道弦紋，有序排列，以及器物底部銘文的刻劃，均符合隋代邢窯白瓷特徵。

隋“大業”年號款邢窯模具與“有並”銘文

國家博物館這件館藏同樣具備邢窯特徵，卻好似前者的“簡化版”，器型端莊渾厚，卻不乏靈動，裝飾也相對簡單。另因埋藏環境原因，導致釉面受到土沁，品相稍不如前者。

江蘇連雲港市博物館這隻器型最大，高26。5釐米，其釉色白中泛黃，腹有垂釉；釉層較薄，口有剝釉現象；胎質細膩，但泥性較重，應無透光功能。其工藝風格與隋代時期的邢窯、安陽窯、鞏義窯、準南窯等北方窯口具有較大差異，更符合隋代南方地區地方窯口的特徵，卻又與南方主流窯口越窯、洪州窯、湘陰窯等存在差異，具體窯口需要在之後的窯址發掘中尋找論證了。

一切事物都不是憑空出現的，如此特殊風趣的雙聯設計，並不是隋代初創，早在新石器時代，其理念就已得到呈現；到春秋、戰國時期，不單是陶器，漆器中也創制出同樣精巧的器物；從隋代“傳瓶”的出現，至唐宋演化出“雙魚抱瓶”，到明代風靡一時的玉合巹（jǐn）杯和清代流行的合歡瓶，各時期器型大有不同，但附著的意義卻是一脈相承。

「隋代白釉雙龍柄聯腹傳瓶」出現在白瓷歷史上的第一個成熟期，白瓷與獨特器型的首次結合，更顯得珍貴難得；用複雜的工藝呈現出極強的藝術表現力，燒製難度之高可想而知。我們觀察到這件傳瓶的器型扁寬，小平底，裝飾別緻，容量也較小，難發揮日常實用功能。加上面世數量極其有限，由此推斷，此器物並非一般生活用品。從名稱“傳瓶”的釋義推測其功用，無論是喜結連理，還是喝酒助興；是訂立條約，甚至兩國結盟，這件器物的意義一定是“傳遞”、“傳輸”，是在某種儀式中增進相互間信任感的禮器。

若“此傳瓶，有並”銘，意為此傳瓶成雙的話，很明顯天津博物館與國家博物館兩件並不是所說的“完全相同”。同樣，與連雲港博物館那件也有明顯差異。

那，另一件在哪裡？

巧合往往就是天意，北京邢定文物商店收藏這隻，無論窯口、尺寸，還是裝飾工藝都與之如出一轍。

2013年冬，一位上海藏家因為工作關係，要在日本定居，就陸續釋出三十多年來從日本淘來的藏品。透過經紀人的交流，第一次順利購得兩件邢窯和一件定窯，其中的一件唐代邢窯勸杯彌補了我多年的收藏缺憾。雖未能與這位藏家謀面，但一直心懷感激，希望能夠進一步認識，交流更多的藏品。經紀人傳達了我的意願，兩個月以後，我如願與這位藏家見面，便得到了這隻「隋代白釉雙龍柄聯腹傳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