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探尋中華文明起源，追尋夏商周歷史真實的演變過程，不僅是中華民族對先輩祖先的責任，也是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中華文明輝煌發展歷程的重要內容。因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傳承至今的、延綿不斷的人類文明，還原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相較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類文明，具有更大的歷史優勢、文化優勢與民族優勢。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傳承不斷、中華民族仁義禮智、中華歷史悠久綿長，夏商周歷史文化延綿不斷。雖然，二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偉大史學家司馬遷為我們寫下了恢弘的《史記》，記載下夏商周歷史，但對一些具體歷史細節卻言語不詳，甚至遺漏了一些關鍵的歷史資訊，讓後世歷史研究失去了方向。其中，在商周王朝交替的重要階段，對歷史事件的記述交待就留下了許多遺憾。但這不是司馬遷的問題，而是成王敗寇，為尊者諱，當政者為自己塗脂抹粉所造成的歷史問題。如關於武王徵商與周公東征的許多歷史問題。

要破解這些歷史問題並不難！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做根基，有充滿活力的中華文字為基礎，祖先創造的每一個文字都是一幅歷史畫卷，都是我們頂禮膜拜的物件，構築了中華文明的輝煌。關於武王徵商與周公東征的歷史意義，都包含在博大精深的“徵”字裡！

“徵”是形聲兼會意字。從彳，正聲。

彳為表示道路意義的“行”字左半，亦表道路。“正”為“徵”字初文，甲骨文字形作A，上面“B”表示城邑，下“C”為人腳形。舉趾往邑，會遠征或征伐之意

。上面的口形或寫為一實心圓點。金文“正”字上部的圓點或演化為一短橫。春秋、戰國金文“正”字上部常增添一短橫，《說文》古文從此。甲骨文中已有了從“彳”旁的徵字。金文或增止成為從辵、正聲的形聲字。彳、辵為義近形符，常可通。《說文》小篆從辵、正聲。或體則從彳。漢以後一般只用從彳的徵了。

徵本義為征伐

。《殷墟文字丙編》 52：“貞：

王叀侯告比正（徵）屍（夷）？

”，《書·胤徵》：“胤徵。”孔傳：“奉辭伐罪曰徵。”

引申可指遠行

。《詩·小雅·小明》：“我徵徂西，至於艽野。”

由本義征伐還引申出奪取、收取賦稅等意義

。

在中國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中，學者們更多地傾向於將“徵”字理解為武力征伐的含義，而忽略忽視“徵”字的遠行、奪取、收取賦稅等意義，造成對中國歷史事件的錯誤解讀。

“武王徵商”是出自於1976年在陝西出土的青銅器【利簋】中的銘文。在中國文獻史料中，並無關於“武王徵商”的歷史記載。利簋，又名“武王徵商簋”、“周代天滅簋”或“檀公簋”。當“武王徵商簋”面世後，歷史學者們想當然地將“武王徵商”等同於歷史記載中的“武王伐紂”歷史事件，將青銅器【利簋】視作是證明武王伐紂事件的歷史文物。而忽視了“武王徵商”是與“武王伐紂”完全不同的兩次歷史事件。這就表現在“徵”與“伐”兩個中國一級文字的不同含義上。雖然人們早已習慣將“征伐”兩字並用，但“征伐”的並用正體現了“徵”與“伐”兩字的完全不同含義。“徵”字更多強調的是遠行，並以收取賦稅為目的，或以收取賦稅為交換條件；而“伐”字更多呈現的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戰爭情景。

歷史事實也證明，武王伐紂最終以商紂王身死國滅為最終結局；而【利簋】銘文呈現的“武王徵商”情景，卻是一種勝利後功成名就，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的祥和歷史情景。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歷史結論：“武王伐紂”與“武王徵商”雖然主角都是周武王，但卻是兩個地方，為了兩個目的而發生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

殷墟遺址的考古發現，確立了武王伐紂的地點、目的與結局；武王徵商的地點、目的與結局，是怎樣的歷史呢？這正是本文要解答的歷史問題。

在商紂王帝辛十祀徵人方的甲骨文卜辭征程中，“在商”記載在商紂王徵南夷人方的後期行程階段；“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王其入大邑商”、“告於茲大邑商”等甲骨文卜辭同樣表明商紂王的殷都與“大邑商”的兩地關係，商紂王與“大邑商”的客居關係。表明“商”實為殷商王朝的一座與殷都地位同樣重要的商都。武王徵商的歷史，實為武王伐紂毀滅殷都後，對殷商王朝另一中心城池“商”的遠征。武王徵商的“商”與商紂王帝辛十祀徵人方的“在商”，實為同一大型“商”城池，位於南夷、淮夷地區的“大邑商”。

1963年出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告訴了我們“武王徵商”的最終結局：“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周武王在徵商，克服大邑商後，即祈告於上天：我要居住在這裡，讓國家統治中心能為人民服務。在隨後的周成王五年，周成王將其營建為西周王朝統治東方的東都成周城，並遷居於此。

商紂王徵人方“告於茲大邑商”，“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

商紂王、周武王、周成王做為商周之際的三位君王，為何到了大邑商都要即時舉行祭天禮儀，“廷告於天”？因為這裡是“天下”！這裡是“中國”！這裡是“上天”與中華民族交流的地方！這裡是中華民族的天神下凡顯靈，給筆者歷史文化靈感的地方

！

因此，【利簋】“武王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武王徵商”所呈現的不是周武王對“商”的軍事討伐，而是周武王與王公貴族的一次隆重的盛大的遠行朝拜祭天大禮——“唯甲子朝”

。

《史記·衛康叔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這就是《史記》所記載的“周公東征”的歷史原因與歷史功績。“絀殷命，襲淮夷”是周公東征的兩大軍事目標，其基本目的是為了保衛以大邑商為基礎營建的西周成周城邑。因為，成周城所在的淮夷利用三監作亂，周公平殷叛亂之機，反叛了西周王朝，“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竹書紀年》）。

雖然周公東征，“東伐淮夷”“襲淮夷”對淮夷進行了征討，但並不是如對待三監勢力以消滅鎮壓為目的，而是以平定為目的。可以說，周公東征對待淮夷部落是以征服、臣服為目標，以實現淮夷地區的安定，實現淮夷人民的安居樂業，為西周政權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財富，收取淮夷人民的賦稅。這在《詩經》的採集者、周宣王時期尹吉甫製作的【兮甲盤】銘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王令甲徵治成周四方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人，其賈。

周公東征，不僅實現了對淮夷地區的征服，徵收淮夷賦稅，而且周公、召公採風淮夷地區的“南音”而成《詩經》之“周南”“召南”，實現了西周統治與淮夷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實現了“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興盛與發展。

因此，“武王徵商”與“周公東征”這兩次西周初年的重要歷史事件，不論是從“徵”的文字本義，還是歷史的文獻記錄、出土原始銘文來看，“武王徵商”與“周公東征”的目標與成果，都是為了淮夷地區的商王朝的“大邑商”以及改建後的西周成周城，即今之“四方”湖古城遺址，以實現淮夷地區物質與中華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