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的一天。參知政事（副宰相）陳俊卿步伐沉重地走向大內皇宮，面見宋孝宗。

就在一天前，他意外獲得一條從大內皇宮流傳出來的訊息，內容是關於兩個高階官員的人事調動情況。官員調動如此機密的資訊，居然提前洩露了，而且似乎還牽扯到皇帝身邊的某些近臣……

陳俊卿馬上意識到這是一條極為關鍵的資訊，他決定利用這條巧妙的資訊，展開他的計劃，目的則是清除盤踞在孝宗身邊已久的“二賊”……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宋高宗以“倦於政事”，欲從今後“以泊淡為心，頤神養志”為藉口，正式立趙瑗為皇太子，改名趙昚，是為宋孝宗。次月，正式禪位，退居德壽宮。

修《宋史》的元相脫脫，評價宋孝宗“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是宋朝南渡以後，綜合排名最高的皇帝。雖然他也試圖矯正高宗時代，秦檜長期獨佔相位所引發的惡劣影響。但實際上，孝宗在諸如寵信近習、任用佞幸等方面，仍在重蹈高宗的覆轍。龍、曾事件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紹興三十二年，宋孝宗正式繼位後，隨著其地位的驟然提升。曾經在普安郡王潛邸時期的舊班底，搖身一變，也成了從龍功臣，地位也隨著發生變化。其中尤以龍大淵和曾覿（dí）最為明顯。

龍、曾二人原是孝宗為建王時的低階屬僚，因善於察顏觀色，深得孝宗歡心。孝宗繼位後，對這兩個靠恩蔭進入官場的小人物，開啟快速提拔模式。破格任命龍大淵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曾覿為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

這兩個職務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但都是核心部門的重要職位。樞密院自不必說，是有宋一代，掌握軍機的職能部門，所謂樞密院副都承旨，主要掌管樞密院的內部事務，負責樞密院內部的功過及其遷補等事。說白了，也就是樞密院內部的人事組織部門，能決定除樞密院正副長官以下人員的晉升或罷黜。而曾覿所任職的幹辦皇城司，則更為核心，掌握宮城禁衛之事。算得上是皇帝的“保安大隊長”。

如此重要的職位，就這樣交給兩個連科舉都沒有參加過的低階官員，詔令一下，舉朝譁然。諫議大夫劉度率先向孝宗進言，認為“待小人不可無節”，陛下若想厚待舊僚，也應有個分寸。

劉度的話孝宗顯然是沒有聽進去，對其置之不理，仍重申前命。而龍、曾二人，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一朝得志，便忘乎所以，到處宣揚“皇闈暱宴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就如同我們今天酒桌上某些“好大哥”，總是希望透過揭別人之短，來達到炫耀自己的目的。龍、曾二人也試圖透過這些後宮的俚語戲文，來向人誇耀孝宗如何寵信自己。

如果只是把皇帝后宮的隱私拿出來炫耀一下，還不至於成為“禍害”。可恨的是，他們極力慫恿孝宗沉靦於玩球雜耍，不顧政事。為了給朝臣們弄點厲害看看，他們利用孝宗重視財政的特點，專挑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戶部，勸說孝宗詳細審查戶部各項收支情況，稍有出入便追究有關官員的責任。以此來震懾那些彈劾他們的官員……（財務人員還是認真一些）

龍、曾二人愈發過分的行為，終於招致朝臣的集體抗議。彈劾二人的奏疏如雪片般出現在孝宗的書案上。有人批評孝宗整日拘泥於“微文細故，瑣屑小事”，將有害治國大計。而劉度更是連章累牘，抨擊龍、曾“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要求孝宗速將二人斥退。

面對朝臣們的一片反對之聲，孝宗不得不有所退步。但孝宗給滿朝大臣耍了個花活，他改任龍、曾為知閣門事。知閣門事是宋廷專掌朝會、遊幸、宴享之類禮儀的機構，凡文武百官、宗室親王、外國使者和少數，民族首領入朝拜見或離朝謝辭，都要聽從知閣門事的安排。故此職權雖不大，但名位卻很響亮。

很顯然，孝宗並不打算真的驅逐龍、曾二人。任知閣門事，名為抑制，實是升遷。中書舍人張震寧願丟官，也絕不起草任命詔書。劉度氣憤地對孝宗說：“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我有何面目再為諫官？”

御史金安節與宰相聯名上疏，指著孝宗的鼻子罵道：“陛下繼位以來，兩府大臣欲罷則罷，欲貶則貶。卻唯獨對此二人遷就諱避，是何道理……！”

朝臣拒不奉詔，孝宗一時進退兩難，十分尷尬。他一面指責金安節等人朋比結黨，蠱惑人心：另一方面又讓派人，私下調解，希望群臣能顧及一下自己的面子。但那些諫官們並不賣帳，明確提出：若要平息公議，唯一的辦法是罷黜龍、曾二人，否則，此類小人還以為士大夫是可以隨意威脅的……

就這樣，一時間，因為兩個不入流的小人物，君臣對立，各不相讓。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確為孝宗始料不及。為了緩解氣氛，他不得不勉強同意暫時收回成命。事情似乎到此就結束了……

但僅過了八天，在龍、曾二人的巧言令色下，孝宗突然改變態度，不僅重申原有任命，而且將有關人員或罷黜、或降職。特別是劉度，因首倡異議，先是被降職，繼而被支出朝廷，最後進一步被加上“朋比黨附，敢為欺罔”的罪名，削職還鄉。

孝宗突然變卦後貶謫劉度，在朝臣中引發了強烈的抗議。時任樞密院編修官的著名詩人陸游，最先發聲，他指責龍、曾二人“招權植黨，蠱惑聖聽”。但反被指責為“交結臺諫，鼓唱是非”的反覆小人，遭到撤職處分，罷官出京。

關於龍、曾二人反對的聲音，在朝廷中被不斷打壓，漸漸銷聲匿跡。但龍、曾二人勾結內侍李珂，表裡用事，氣焰極為囂張。而孝宗甚至與龍、曾等人觴詠唱酬，彼此之間稱呼對方的表字，而不稱呼名字。有大臣在奏疏裡罵道：陛下整天嚷著罷宰相，易大將，還是先管好你身邊的近臣吧！

孝宗不僅對朝臣的指責與彈章無動於衷、置若罔聞。還不斷地為龍、曾二人辯駁，稱二人“有文學，敢諫爭”非一般的近習佞臣所能比。泛泛的指責無法改變孝宗對龍、曾二人的看法，若要扳倒此二人，就要蒐集二人各種不法行徑的具體證據。

乾道三年，二月。南宋著名文學家洪邁，向時任參知政事的陳俊卿透露了一則重要訊息。幾天後，朝廷會下發關於他和鄭仲分別就任中書省和出任起居舍人的人事調動通知。中書省自不必說，是參決機務的核心機關；起居舍人則是經常伴隨皇帝左右，負責記錄皇帝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的職位。

兩個如此重要的職位調動情況，為何未見正式的檔案，就已經被提前洩露，陳俊卿察覺到此事有貓膩。再仔細打聽後，發現這則訊息是從皇宮大內中流傳出來的，而訊息流傳的源頭就是龍大淵和曾覿。

陳俊卿敏銳地察覺到，這是扳倒龍、曾二人的重要機會。他隨即入宮向孝宗報告此事，以激將的口氣對孝宗言道：“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指官員調動）兩人是否參與？抑或他們密探聖意，散佈於外朝，以此來憑藉陛下的權威，作威作福！”

果然，聽此言，孝宗不由得怒上心頭，他當即向俊卿表示：“朕怎麼會與他們商討此等重要政事，想必一定是偷聽去的”，卿言甚忠，朕當立即逐去這兩個小人！言畢即批下御旨：著龍大淵為江東副總管，出居建康（今江蘇南京）；曾覿為淮西副總管，出居和州（今安徽和縣）。令下之日，即刻離京。訊息傳出，群臣相慶，“中外快之”。

事情似乎到此可以結束了，龍大淵到建康後，備受地方官員的歧視，不久便憂鬱而死。曾覿在外也是鬱郁不歡。但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邊……

在孝宗雖因一時激憤將兩人趕出朝廷，其實內心仍頗存舊情，在接到龍大淵的死訊後，他又想召回曾覿，但詔令尚未下達。朝中反對之聲聞風而起，孝宗只得暫時作罷。

乾道五年（1169年）七月，曾覿在外任職期滿，按例當回京述職。此前陳俊卿已經隱隱聽到風聲，曾覿此次回京述職，孝宗有意將其留在臨安，參決政務。

既然如此，那索性就不要讓他回來了……！

陳俊卿建議升其為浙東路總管，可直接由福州徑往明州（今浙江寧波）赴任，不必再入京謝恩（當時曾覿已改任福建副總管）。但孝宗卻堅持要曾覿入京，至於任何職務，到時再說。孝宗不言而喻的想法，導致朝中議論再起，朝臣連篇累牘的上章反對，表示若允許曾覿入京，他們將辭職以示抗議。

曾覿在福州聽到這些情況，一時倒也心存顧忌，不敢貿然赴京。直到一干人員相繼被孝宗免職後，他才啟程動身。途經衢州城時，正想入城稍事休息，但因其名聲太臭，知州劉賓之傳出話來：禁止其入城。曾覿只好悻悻然繞城而過。曾覿雖然最終成功回到臨安，但被當時炙手可熱的宰相虞允文趕出朝廷，終究還是去明州上任。

乾道六年（1170年）夏，陳俊卿罷相。十月，孝宗就把曾覿召回朝廷。先是引為太子伴讀，升任承宣使。兩年後，乾道八年，作為副使出使金國。回來後，在毫無軍功的背景下，被授予武泰軍節度使。淳熙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最後竟引其為執政。一時間，曾覿權勢炙手，不可一世，軍政大員多出其門下（可惜龍大淵死得太早了）

其中比較典型的；孝宗朝的宰相葉衡，不到十年內由地方小官升任丞相，一度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徐本中由使臣升任樞密都承旨、浙西提刑司，皆是拜曾覿所賜。如此種種，不勝列舉……

曾覿大肆放官攬權的行為，必然會遭到朝臣的彈劾。著作郎胡晉臣在奏對時“極論近習怙權之害”，結果被貶為知漢州（今四川廣漢）。

時任南康（今江西贛州）知府的大儒朱熹，對孝宗坐視曾覿弄權極為憤慨，上書怒斥孝宗：“如今有近臣二三人，蠱惑陛下心志，如今陛下身邊的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盡出其門下，曲意逢迎！”

朱熹的上疏激怒了孝宗，他下諭令申斥朱熹，讓他把話說清楚，什麼叫宰相、師傅盡出其門下！幸有丞相趙雄從中周旋，孝宗遂沒有繼續追責。

朱熹

曾覿弄權的局面，一直持續到淳熙初年，期間已過十餘年，曾覿之位仍不倒。直到陳俊卿被重新起用，他再次向孝宗指出曾覿“招權納賄，結黨營私”。無奈地言道：“原來去走曾覿門路的，十之有二，且不敢為人知；如今，公然趨附之人，十有八九，這對朝廷來說不是什麼好事。”

由此，孝宗逐漸察覺曾覿十餘年的諸多不軌之事，逐漸疏遠其人。六年後，淳熙七年（1180年）曾覿在憂忿中疽發於背而死。曾因曾覿而被貶謫的朝臣也陸續得到平反。

龍、曾事件，始於隆興年間，結束於淳熙年間，時間長達十餘年，波及到了當時各個階層的官員。是孝宗朝一大惡劣的政治事件，而與此相同的還有孝宗朝的張說、陳源等人，或是潛邸舊臣、或是宮禁內侍，抑或是外戚勳貴。

凡此種種，是孝宗的政治汙點，同樣也表明， 自宋廷南渡以來，官員的整體素質在不斷地下滑，北宋仁宗朝時期，乾淨清明的政治環境已再難恢復，范仲淹、包拯、韓琦等直臣已經不復存在。反之，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和賈似道之流大行其道，成為南宋政治的主旋律。這不得不說，是南宋偏安後的不良反應。

參考資料：《宋史》

配圖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本文由言史社原創，歡迎關注，帶你一起長知識！

關於“奸佞小人”你有什麼想說的，請在評論區留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