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曾出現三個宦官專權的朝代——東漢、唐、明。這三個朝代的宦官上臺背景各有不同，本質卻都是皇帝手裡的刀，只不過東漢、明將這把刀用得很好，唐卻差點被刀給傷了。

東漢末年的宦官握有一定的兵權，這是為了對付地方軍事集團。靈帝的西園八校尉就掌握在宦官蹇碩手裡。東漢宦官巔峰時期，在桓靈二帝活著的時候，兩次黨錮之禍，將不少文臣整得死去活來。

東漢末年的混亂，有一部分原因是宦官被提前消滅。宦官們是皇帝的鐵桿擁護，只有皇帝掌權，宦官們才會過得好，所以他們肯定會想法讓新皇帝坐穩皇位。

誰成想，袁紹一頓亂拳，將宦官打死，皇帝沒了簇擁，只能淪為董卓、曹操等軍事集團的傀儡。當然，哪怕宦官贏了袁紹，也不過拖延一點時間，亂世最終還會到來——地方割據已成事實，想要解決根本問題，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明朝宦官完全就是皇帝家奴，皇帝利用他們與官僚集團鬥法而已，宦官的權勢，皇帝一句話就能收回。哪怕權力大如魏忠賢，崇禎根本沒廢什麼心思，輕鬆除掉了他。

唐朝雖在漢、明之間，但唐朝宦官可以看作兩朝的混合體，既有兵權又屬於家奴。唐朝宦官權力大，但背後仍是藉著皇帝的權力。

我們以大宦官仇士良的一生，來說一說唐朝宦官那些事。不過在說仇士良的事之前，先得理清唐朝皇帝的先後順序——唐順宗、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

仇士良是唐順宗太子李純的侍奉太監，唐順宗因病變成植物人，李純藉助大宦官俱文珍，威逼唐順宗禪位於李純，最後李純成功登基，是為唐憲宗。

宦官俱文珍看似廢立皇帝，主要是太子李純在背後發力，俱文珍辦“髒活”罷了。李純拿了好處，又不落罵名，這才是高明的手段。

唐憲宗時期，大權一直在李純手裡，俱文珍可翻不起一絲浪花，若他真的能夠做到廢立皇帝，唐憲宗李純不該是傀儡嗎？

唐憲宗為了扶持自己勢力，他太子府裡的太監自然會享有更多權力，仇士良就在這時候一步步走向權力巔峰。

唐憲宗當了15年的皇帝，也沒見太監作亂。他死後，兒子李恆即位，是為穆宗。穆宗以及他的兒子敬宗，都是貪圖享樂的昏庸皇帝，宦官的權力便是在他們二人的手裡擴大的。

敬宗朝的宦官李克明，被敬宗寵信的宦官王守澄有矛盾，他倆處於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中。李克明想保住命，只能想法另立皇帝。因為他要掌權，得有皇帝的支援，哪怕李克明殺掉王守澄，也不會得到敬宗的信任與重用，下場同樣是死。

王守澄只得向死求生，找機會刺殺了敬宗，不過他本人也被隨後趕來的王守澄所殺。李克明能殺掉敬宗，是利用敬宗的疏忽，屬於一種刺殺。若李克明權力真得很大，王守澄也不能輕易解決掉他。

敬宗死時才18歲，諸子年幼。王守澄便擁立他的二弟李昂登基，是為唐文宗。宦官掌權與外戚不同，外戚可以利用年幼的皇帝，因為外戚本身可以參與朝政，而宦官必須借用成年皇帝，因為他們藉助的是皇權威望，而只有成年皇帝，才能樹立皇權無上權柄。

唐文宗不想看到王守澄一家獨大，便將仇士良扶持起來。唐文宗的行為是飲鴆止渴，滅掉一個權宦，又扶持起一個權宦，卻不曾打破惡性迴圈。

唐文宗先是設法奪取了王守澄的兵權，將神策軍大權交給了仇士良。王守澄被奪權後，不久被毒死於家中。仇士良看到王守澄的下場，愈發小心，生怕自己重蹈覆轍，也正是王守澄的死，使得仇士良的手段越發狠辣。

文宗與李訓、鄭注想要除掉仇士良，本來商量好在皇城外，仇士良勢力最小的地方動手。但李訓想獨佔大功，擅自改為在皇城內動手。

李訓以觀“甘露”之名，將仇士良引出來，希望趁機抓捕殺掉。哪知道仇士良發現端倪，退了出來，沒有進入埋伏圈，更關鍵的是，宦官將皇帝搶在自己的手裡。

仇士良有神策軍，又抓住了皇帝，輕而易舉將“叛亂”鎮壓，這便是有名的甘露之變。事後他大肆殺戮大臣，將一切隱患消除掉，一口氣殺了四位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

甘露之變後五年，唐文宗病逝，仇士良選擇潁王李炎為皇帝，將原太子李成美（敬宗的兒子）改封陳王。

仇士良的目的是建立擁立之功。太子是皇帝的法定繼承人，他登基是天經地義的事，不會感激宦官，而一個沒有機會繼承皇位的王便不同了，他當上皇帝是意外之喜，又沒有儲君勢力，只能繼續重用仇士良等宦官。

文宗寵妃楊賢妃，在文宗活著的時候，想要立安王李溶（文宗和李炎的弟弟）為皇太弟（目的與仇士良等宦官一樣），不過文宗沒有同意。李炎登基後，是為武宗，為了剪除後患，借仇士良的手殺掉了楊賢妃、陳王李成美、安王李溶。

仇士良一生殺二王、一妃、四宰相，廢掉先帝太子，另立皇帝李炎，哪怕號稱九千歲魏忠賢也比不上，魏忠賢可不曾辦過這些事。後來哪怕被武宗強迫仇士良退休，也是以善終收場，這才是仇士良比其他宦官厲害的地方。

仇士良生前掌權20餘年，被封為楚國公，死後又獲贈揚州大都督，宦官做到如此境地，也算是人生贏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