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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治國安邦的四種模式,相比乾隆就是個笑話

對於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很多人都能說出“以德治國”、“以民為本”。但是,中國古代史朝代更迭頻繁,和平時期與戰時會採用同樣的國家治理模式嗎?國家強盛蒸蒸日上之際,與搖搖欲墜生死垂危之際會採用同樣的國家治理模式嗎?答案很顯然,對於國家的治理從大方向上遵從千年的儒家文化是不爭事實,但是對於特殊時期一定會有特殊手段與政策。一般來說,只有四種國家治理模式最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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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養生息。該模式最大的特徵就是節儉,尤為適合大戰剛剛落幕或者朝代剛剛建立的時期。最為代表的就是漢文帝劉恆,反差最大人物乾隆,。民貴君輕的思想自古至今都有,但真正把百姓利益放在皇室之前的皇帝又有幾人呢?乾隆六巡江南,宮廷樓閣修建無數,而百姓的生活狀態並不盡人意。雖說是“乾隆盛世”,但也可見皇家的奢靡消費,相比前朝其他明君,乾隆也就是個笑話。但是與乾隆完全相反的皇帝也有,這個人就是漢文帝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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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為了穩固國家根基,為了百姓生活儘快從戰時恢復,漢初就開始施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而漢文帝對於其中精髓把握十分苛刻。在位期間,奢靡浪費之風完全禁止,甚至禁止屬國上供財務。剛剛即位時,有人貢獻一匹良馬,劉恆竟從小小舉動中看到未來發展的趨勢,馬上昭告天下“朕不受獻也”。話中之意則是:“只要能讓百姓生活幸福,你們不用拿著禮物來獻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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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權力與慾望是成正比的。棉麻絲綢作為服裝面料,皇室必然會選擇最奢侈的,但是劉恆卻整天穿的都是粗布衣,而後宮更是從材料處著手節儉,以至“衣不曳地,帷帳無紋繡”。高高在上的總會喜歡一些宮廷樓閣,而歷史上別的皇帝修建樓宇完全不加思考,在劉恆身上卻完全變了樣子。一次劉恆想要造個露臺,手下工匠馬上著手預算,當劉恆知道要耗費百金的時候,想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決然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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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該模式最大特點就是“以民為本”。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及荀子“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都是從民本思想出發提出的思考。代表人物李世民。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是歷史上少有的開明皇帝,李世民與魏徵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知人善用,虛心納諫,善於反省自己行為是否對百姓造成影響。重視農業生產,重視下層人民,“寬律令”就是最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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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律令”最好的表現就是“簡一”,凡事以繁化簡。在對待百姓方面,禮法並施,重禮輕法。李世民認為,對於百姓繁重的稅務能免則免,縱貫過往朝代往往都是“刻民以奉君”,最後導致國軍墮政,民眾難以生存,“君富而國亡”。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不僅要以民為重,更要尊重本國文化與經濟實際,這也是李世民在位期間國富民強的重要原因。因而,後人讚譽此階段為“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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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模式。該模式最大特點就是改革。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有記載的改革很多,比如讓秦國強大的商鞅變法,唐朝唐玄宗改革,宋朝王安石變法等不勝列舉。在歷史中,改革往往代表著最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每次改革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會留下借鑑意義,都會推動歷史向前發展。代表人物宋仁宗趙禎。北宋國力強盛,經濟文化發展迅速,與此相伴的政治必然改革極多。而宋仁宗推行的“慶曆新政”就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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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經濟發展迅速,但是人們生活在富足的環境下,居安思危的意識消弭,積貧積弱情況顯見。1043年,西夏大敗北宋,此時的皇帝認識到朝政弊病,迫切需要改革,而這個人就是趙禎。趙禎任用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欲更天下弊事”。事實證明,明君配名臣必有作為,在范仲淹《十事疏》總領之下,改革避免了冒進帶來的阻力,依次有序進行。不僅改變了諸多弊病,更開創了後期宋朝改革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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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刑罰,該模式最大特點就是以法治國。我們對於法家思想,最為了解的一定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兵家與法家在亂世中發跡有其合理性。所謂“治亂世,刑不得不重”,面對亂世,人們心中缺少敬畏之心,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規範民眾行為顯然不切實際。此時嚴刑的“紅線意識”作用突出,明確道德與法律的界限,觸碰法律嚴懲不貸,這樣不僅能規範民眾行為,更能讓政令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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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由衣不蔽體到坐擁江山,蔓延看到的都是當時官吏的貪腐亂象,所以朱元璋是極重刑罰的皇帝。“重法度、嚴吏治”成為明初的鮮明特色,各種大案接連而起也全是因為統治者注重刑罰。在明朝,官僚絕對是高危行業,不知道何時何事就能讓自己身陷囹圄。朱元璋編訂《大誥》以鐵手腕治國,對於所有過錯一律從重,據說曾發生過官員帶著枷鎖審理犯人之事。雖說效果並不長久,但是當時官場的風氣確實大有改善,史稱“洪武之治”。

古代治國安邦的四種模式,相比乾隆就是個笑話

古代治理國家的模式大抵分為上述四種,四種模式之間並沒有優劣之分,最重要的是是否適合國家發展。在亂世,嚴苛刑罰有利於政令推行上下一心,而大戰過後,必然需要與民休憩,發展生產,盛世則更適合民本思想,讓社會穩定執行。而這期間往往都穿插著各種革新,以改革流弊,發展社會。一個朝代能否長存,除了外界力量影響,治理模式的選擇重要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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