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太子逝世後，忽必烈四位嫡子中惟存幼子北安王那木罕。但那木罕長期被叛王海都拘留，又因與真金爭儲而頂撞忽必烈，忽必烈命其永不得朝見。這樣，那木罕自然被排除在皇位繼承之外。

有資格繼承皇位，惟有真金的兩個兒子甘麻剌和鐵穆耳。

一、忽必烈諸皇子

忽必烈諸皇子，見於記載的有十二個。依照蒙古“子以母貴”的習俗，十二皇子亦有嫡庶之別。察必皇后所生嫡子有四人：朵兒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其他后妃所生庶子八人：忽哥赤、愛牙赤、奧魯赤、闊闊出、脫歡、忽都魯帖木兒、忽裡帶、鐵蔑赤。

這樣可以繼承皇位的只有四個嫡子。真金是忽必烈第二子，察必皇后所生。因長子朵兒只早年病逝，真金實際相當於嫡長子。那木罕被海都擄去以前，忽必烈一度屬意那木罕為繼承人，倒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那木罕身為嫡幼子，又率大軍鎮守漠北，這在三名皇嫡子中絕無僅有，完全可以和燕王真金相匹敵。由於忽必烈改變主意，立真金為太子，那木罕最終在爭執中敗北，受父皇訓斥後憤懣而亡。不過，那木罕的死亡時間，晚於太子真金病逝，大約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在李璮之亂後，忽必烈越發的討厭儒臣，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皇后逝世後，其侄女南必繼為皇后，守第二斡耳朵。南必乘忽必烈年事已高，頗預朝政，宰相很難直接朝見忽必烈，往往透過南必皇后上奏政事。

南臺御史有關“皇后不宜預外事”的批評，一則有悖於蒙古汗國皇后較多過問朝政的傳統，二則得罪忽必烈身旁的南必皇后。

御史臺官員接到此奏章後，覺得非同小可，於是秘密扣押下來，未予轉奏。阿合馬黨羽答即古阿散等得知此訊息，借鉤考朝廷諸司錢穀之名，欲拘收內外百司案牘，特別是御史臺案牘，以揭發南臺御史的奏章。御史臺專司案牘的首領官都事尚文，執意扣留這份奏章，不肯交付答即古阿散輩。

答即古阿散隨即將此情況報告忽必烈，忽必烈命令宗正府官員薛徹趕赴御史臺索取。尚文感到事情緊急，立即稟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這是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民眾的陰毒計謀。

答即古阿散乃阿合馬餘黨，贓罪狼藉，應搶先揭露他，以戳穿其陰謀。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急忙與中書省安童丞相商議，人宮主動奏明事情原委。忽必烈聽罷，為之震怒，質問玉昔帖木兒和安童“汝等無罪耶？”安童丞相進奏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安童這番上奏，使忽必烈怒氣稍解，終於批准了玉昔帖木兒和安童的上奏。

結果，答即古阿散及其黨羽以奸贓罪處死，南臺御史的禪位奏章之事，也就不了了之。遺憾的是，體弱多病的真金太子，聽到父皇震怒的訊息，更是恐懼不安。不久，即謝世，年僅四十三歲。

真金之死，的確是漢法儒臣派官員在與答即古阿散及其黨羽較量中付出的代價，對漢法儒臣派官員的打擊十分沉重。寄託於真金的較徹底的漢法改革希望，隨而破滅。

二、甘麻剌封晉王鎮守漠北

甘麻剌是真金長子，闊闊真所生。自幼由祖母察必皇后撫育日侍忽必烈，未嘗離左右。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甘麻剌奉命出鎮漠北，曾統率一支數量可觀的軍隊，包括“近侍”、“人”眾部曲、土土哈所部欽察衛軍、八丹所領昔寶赤（鷹房）萬戶等。

甘麻剌此次出鎮，大體是在阿勒台山、杭海嶺一帶活動。此處也是其父真金太子至元七年（1270年）“巡撫”之地。由於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那木罕改封北安王后駐地在和林以北帖木兒河（塔密兒河），所以，在至元二十三年到至元二十六年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北安王那木罕與皇孫甘麻剌是分鎮漠北東、西兩地（和林、稱海）。

那木罕偏重於守護太祖四大斡耳朵、統領漠北各大千戶及控馭防範東道諸王，甘麻剌的使命則重在統率稱海一帶的元軍，且直接與叛王海都作戰。甘麻剌屯兵阿勒台山時，會大雪，下令烹製肉糜，親自嘗過後遍賜麾下部眾。還告戒近侍太不花說：

“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者論遺，大者奏聞耳，宜各慎之，使百姓安業，主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家也”。

這番訓誡，表明了甘麻剌對部屬的節制統轄許可權，其“朝廷以藩屏寄我”之語，或許就是指擔負漠北西部防禦海都的軍事使命。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叛王海都率兵大舉東犯，甘麻剌所部與海都在杭海嶺一帶展開激戰。由於海都的軍隊搶先佔據險要地形，元朝軍隊作戰失利，惟有土土哈率領的欽察軍勇往直前，與敵鏖戰，掩護主帥甘麻剌突圍而出。甘麻剌在杭海嶺戰敗後，元軍全線潰退，和林一度被海都攻佔。

當年七月，忽必烈親征，收復和林。又改命伯顏以知樞密院事鎮和林。甘麻剌則奉旨率部曲南撤至大都附近的柳林休整。

《元史·顯宗傳》“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於柳林之地”等語，乃是有意掩飾甘麻剌在漠北戰績欠佳、被迫撤離原鎮戍地的一套遁詞。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冬，忽必烈正式將甘麻剌調離漠北，封其為梁王，賜以金印，出鎮雲南。直到那木罕死去，甘麻剌才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梁王改封晉王，代替那木罕“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

甘麻剌重返漠北後的使命具有如下特徵：

第一，沿襲北安王那木罕舊例，晉王甘麻剌是以整個蒙古本土為鎮戍或監護物件。

作為成吉思汗產業的（後來又被拖雷家族繼承的）蒙古中央兀魯思及四大斡耳朵，都被置於晉王的統領之下。王惲“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部”的說法，實際上是描述至元二十九年甘麻剌二次出鎮漠北使命的。嚴格地說，此次出鎮才稱得上封藩，而不再限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前的臨時總兵。

第二，晉王甘麻剌封藩後，其母弟鐵穆耳及寧遠王闊闊出總兵稱海，正式形成了和林、稱海二宗王東、西並鎮的局面。晉王在履行監護“達達國土”使命的同時，總兵權較北安王有所縮小。

第三，忽必烈後期，元廷在漠北設定行樞密院，晉王封藩與行樞密院之間，也存在權力分配和互相監督牽制的關係。

第四，按照忽必烈時期的朝廷制度，晉王王爵印章為一等金印獸紐，較北安王高一等，也是其父真金、叔父秦王忙哥刺及本人先封梁王外，僅有的四個一字王封爵之一，最為尊貴。元廷還專門為晉王設立規格較高的內史府，以示優待。

《元史·顯宗傳》載，晉王甘麻剌封藩不久，

“中書省臣言於世祖曰：諸王皆置傅，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遂以北安王傅禿歸、梁王傅木八剌沙、雲南行省平章塞陽併為內史”。

內史之官，源於秦漢。秦漢的內史，有兩種：一是掌治京師的，一是負責諸王國政務的。因元代“太祖肇基之地”的漠北，亦即蒙古國京畿所在，現又由宗王統領，中書省官以“內史”名晉王傅，似兼取秦漢內史官上述二職事含義。表明晉王內史府一開始就與一般諸王藩府有些差別。

從三名內史的構成看，原梁王、北安王二藩府官和雲南行省官各佔有一席，雲南行省平章賽陽還曾經充任其父真金的東宮官左詹事。由此可以看出，元廷對晉王內史府的重視。

甘麻剌性情仁厚，小心謹慎，不妄言，言語直率而無隱瞞。平素信奉佛教，御下有恩，管束部眾頗嚴。在柳林休整期間，甘麻剌擔心廩膳分配不均，命令左右近臣掌管，分給隨從兵士。

又特意訓誡部眾：

汝等飲食既足，若復侵漁百姓，那將是自取罪譴，不要後悔。部眾俯首聽命，當地百姓賴以安寧。後北返上都覲見忽必烈，忽必烈親自慰勞道：“汝在柳林，民不知擾，朕實嘉焉。”赴雲南途中，隨從兵卒馬駝不下千百計，經中山、懷孟等地，未曾橫取於民眾。

這些對他日後爭奪皇位也帶來一定影響。

三、鐵穆耳持皇太子寶總兵稱海

鐵穆耳是真金太子第三子，生於至元二年（1265年）九月庚子，其母也是闊闊真。

鐵穆耳登上政治舞臺，是從平定乃顏之亂開始的。忽必烈親征乃顏獲勝南返，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千重新發動叛亂，攻略騷擾州郡。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忽必烈詔命年僅二十四歲的皇孫鐵穆耳統率諸軍討伐。原先隨從忽必烈徵乃顏的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欽察衛都指揮使土土哈及諸王乃蠻帶等，或奉旨在鐵穆耳麾下，或與其協同作戰。

鐵穆耳率軍追擊叛王餘黨於哈刺溫山，誅叛王兀塔海，收降其部眾。是時，順從元廷的哈赤溫后王也只裡為叛王火魯哈孫所攻，遺使告急。鐵穆耳又率土土哈等移師救援，在兀魯灰河之地（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擊敗叛王火魯哈孫。

接著，又乘勝追擊叛王哈丹，渡貴烈河（今洮河上游支流歸流河）等二河，元軍勢如破竹，攻殺敵眾。時已隆冬，鐵穆耳及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不聽駐兵待春天再進攻的意見，倍道兼行，越黑龍江，突然直哈丹巢穴，殺戮殆盡，夷平其城郭，鎮撫其遺民。

於是，遼東之地徹底平定。平哈丹有功的玉昔帖木兒加爵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土土哈也被忽必烈賜予諸王也只裡妹塔倫為妻。

率軍平定叛王哈丹禿魯幹並迅速取得勝利，是鐵穆耳步入政治舞臺的第一次出色表演。此次平叛戰爭，使初出茅廬的鐵穆耳經受了鍛鍊，結交了一些重要將領，故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意義。

至元三十年（1293年）六月，忽必烈命令鐵穆耳總兵漠北，以知樞密院事玉昔帖木兒輔佐以行。

鐵穆耳此次總兵漠北，與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後叛王海都的頻繁進犯北邊有關。

自甘麻剌在杭海嶺戰敗，忽必烈親征且收復和林，元廷本來把北邊的軍事防務交給平定南宋的統帥伯顏。伯顏的新職務是首任和林知樞密院事，全權負責對付海都的防禦和作戰。其間，元軍雖然幾次攻至阿勒臺一帶，但多數情況居守勢，戰爭也多在和林、杭海嶺附近進行。

有人奏劾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忽必烈頗信此言，所以讓鐵穆耳偕玉昔帖木兒，取代伯顏總兵北邊。

在玉昔帖木兒行至大營三驛之地，海都軍隊再次東來進犯。伯顏派人阻止玉昔帖木兒繼續前進，擊退海都後，方召玉昔帖木兒來大營，交付印信而去。

當時，鐵穆耳對卸任的統帥伯顏，依然頗為尊重。他舉酒為伯顏餞行，還詢問道：

“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著杯中酒說：“可慎者，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

鐵穆耳居然全部採納。

伯顏告戒鐵穆耳慎對酒色，也是有的放矢的。拉施德《史集》說，鐵穆耳是一個酒鬼，忽必烈曾想方設法規勸和責備他，都無濟於事。甚至杖責他三次，還派護衛監視和阻止他酗酒。直到鐵穆耳即大汗位，才自動改掉了酗酒的嗜好。看來伯顏的告戒，是有些效果的。

至元三十年（1293年）鐵穆耳總兵漠北的一個特殊之處，是持有其父真金所用的皇太子寶。皇太子寶是鐵穆耳赴漠北途中臨時召回上都授予的。

奉命召回鐵穆耳的是著名回回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之孫伯顏平章。此人取了一個與前述知樞密院事伯顏相同的名字。勸說忽必烈讓鐵穆耳承嗣其父太子印章的，還有大汗近侍阿魯渾薩理。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將“皇太子寶”送到鐵穆耳府邸的，也是阿魯渾薩理。即使玉昔帖木兒也曾有類似奏請，因其遠在漠北，所發揮的作用未必直接。

持有了“皇太子寶”，實際上等於預先獲得了其父真金太子式的儲君地位。這樣，鐵穆耳比起兄長甘麻剌，在同樣出鎮漠北以外又多出一項重要的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