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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掀起的大禮議直到明朝滅亡仍有餘波殘存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駕崩,時年三十一歲,身後沒有留下子嗣;因為武宗沒有同父兄弟(長大成人的),所以他駕崩後,大明皇統大宗由此斷絕。

武宗駕崩後,朝廷內閣首輔楊廷和依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一款的聖訓,將武宗祖父明憲宗成化帝第四子、興獻王朱佑杬(即武宗最長的叔父、明孝宗異母弟中最長者)長子,時為興世子的朱厚熜以“倫序當立”為原則,迎其入京、繼承堂兄武宗皇帝所遺下的大統,承襲大明社稷;朱厚熜即大明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帝。

明世宗掀起的大禮議直到明朝滅亡仍有餘波殘存

原本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是想讓嘉靖帝以孝宗皇帝的嗣子、武宗皇帝的弟弟身份入繼大宗、繼位為帝;但在以武宗的名義頒佈遺詔、宣佈以興世子入京承襲大統時,楊廷和等文臣們一時間疏忽,沒有在遺詔上明明白白地寫下“以興世子入繼孝宗皇帝為嗣子、為大行皇帝之弟、‘兄終弟及’承襲皇位”這一款,這才讓嘉靖帝將來緊緊抓住這一點,和文臣們進行了十多年的往來拉鋸戰,並最終徹底擊敗文官集團,獲得了禮法上的最終勝利。

楊廷和在選取興世子為武宗繼承者、準備入繼大統時,就考慮到了興藩一脈人丁稀薄、勢力孱弱,興世子又年少文弱,比較容易控制,相對憲宗位下其他宗藩來說,確實是最合適的新帝人選。但讓文官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興世子雖年少,卻極為老成,城府深、心思縝密,性格堅韌,對於以何種身份入繼大統之事、及對孝宗夫婦如何稱呼,早就有了不可更改的主見。從入京開始,興世子(後來的嘉靖帝)就因禮儀宗法綱常等事,和輔臣、文官們爆發了激烈衝突,並持續了十多年,史稱“大禮議”(實際上就是君權與臣子治權間,以禮法制度的名義所展開的交鋒)。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興世子經迎接使團恭請,抵達了京師。當時文臣們想要興世子以皇太子的禮儀,從東安門入宮,居文華殿,然後擇日登基,並改稱孝宗為“皇考”、稱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興世子大怒,斥責文臣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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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興世子還沒有正式繼位,就和文臣們因為宗法禮儀之事鬧得不可開交,彼此都不願意讓步,一時間,事情僵持了下來,大明的新皇帝居然無法順利登基。

最後,是武宗生母、孝宗的皇后張氏下懿旨給內閣和文臣們,讓他們以國事為重,以臣子的身份給興世子上勸進箋表,先把君臣名分定下來再說。諸臣接受了皇太后的懿旨,在京師郊外給興世子上箋勸進,興世子因此受箋,從大明門直入皇宮,隨即在奉天殿正式繼位。而原本內閣給新帝擬定的年號是“紹治”,皇帝罷去未用,親自擬定年號為“嘉靖”,這就是明世宗嘉靖帝稱呼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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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靖帝即位開始,文臣們和皇帝之間,就對於以哪一位為皇帝宗法制度上的父親(即尊為皇考)之事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文臣們從大明祖制及儒家倫理出發,堅持要嘉靖帝以孝宗弘治帝(嘉靖帝三伯、武宗正德帝生父)為皇考,以武宗生母、孝宗皇后張氏為母后;嘉靖帝的生父、興獻王朱佑杬將改稱為“皇叔考興獻大王”、嘉靖帝尚在世的生母、興王妃蔣氏改稱“皇叔母興國大妃”。這樣一來,大明皇統將在宗法上保持在孝宗、武宗這大宗一系,而不至於大統承襲出現轉移(宗法禮儀上的)。

後世都知道,嘉靖帝一生對后妃子女的感情可以用“涼薄”來形容,屬於“刻薄寡恩”之人,但他惟獨對父母的感情異常深厚,尊崇生母、感懷亡父,人所共知。因此,當年輕的嘉靖帝得知文臣們要讓自己認伯父孝宗皇帝為父、以皇太后張氏為母,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反倒要改口叫“叔父、叔母”時,不由得勃然大怒、厲聲反駁說:“朕父母俱全,何可為他人子焉!”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嘉靖帝不顧群臣的反對,下旨追尊生父興獻王朱佑杬為“興獻帝”,尚健在的親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不是太皇太后,表示位份不敢壓過武宗生母張太后的意思),生母興王妃蔣氏為“興獻後”。不過,嘉靖帝畢竟剛剛繼位,羽翼未豐,也不能立即就和文臣們撕破臉、和皇太后張氏鬧翻,出於平衡目的,嘉靖帝在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釋出諭旨,還是稱孝宗為“皇考”,張太后為“聖母”,而“興獻帝”、“興獻後”則改稱“皇帝本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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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暫時的平衡局面,一直持續到了嘉靖三年(1522年),在歷時三年半的對抗中,年輕的嘉靖帝勉強退了一小步,名義上奉伯父孝宗皇帝為“皇考”、給名義上的母后——張太后上尊號為“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而但嘉靖帝的生父興獻王還是在此期間被上尊號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得到了“皇帝”的頭銜,嘉靖帝生母、原本只是“興獻後”的蔣氏則為進一步加尊為“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在宗法上和正牌皇太后張氏平起平坐。另外,嘉靖帝的親祖母(興獻王朱佑杬生母、明憲宗邵貴妃)也從“皇太后”升級為“壽安太皇太后”(名分上高過了慈壽皇太后張氏)。

雖然從宗法上來看,嘉靖帝在沒有完全掌握皇權之前,暫時還是以孝宗夫婦為宗法上的父母,生母則加了“本生”二字,但嘉靖帝內心實際只承認興獻王夫婦是自己的血緣父母,孝宗夫婦這個“皇考”、“母后慈壽皇太后”的稱謂,嘉靖帝從來都覺得彆扭,內心相當抵制。而對於興獻王夫婦被尊稱為“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之事,文臣們同樣是極度反感,認為這有違儒家禮儀、宗法制度,完全不可以接受。所以,嘉靖帝和文臣們都對勉強達成的現狀很不滿意,一直想要徹底推翻對方的主張,獲得禮儀制度上的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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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因為在和嘉靖帝進行了三年之久的“禮議之爭”中心力交瘁、又加上對自己當初在以武宗名義釋出的遺詔中遺落“興世子入繼孝宗、以皇子之名繼位”程式、造成今日皇室禮儀制度上產生激烈爭論的內疚和慚愧,內閣首輔楊廷和心灰意冷之下,向嘉靖帝提出致仕,從此再也不攪進這攤渾水中去了。

嘉靖帝沒有過多挽留,很是痛快地批准了楊廷和的致仕要求,並賜給楊廷和“表彰功勳”的詔書,讓朝廷提供車馬、物資、護衛衛,送楊廷和返回位於四川成都的故鄉,並再次確認將蔭封楊廷和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使的旨意。

文官之首楊廷和的無奈致仕,標誌著嘉靖帝在“大禮議”之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從此,再也沒有人可以讓嘉靖帝有所忌憚、阻止他在宗法上尊崇自己的親生父母、從而在“禮制”上取得最後的勝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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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帝在逼退了最大的對手楊廷和之後,決心趁熱打鐵、再度出擊,進一步將自己親生父母的名分拔高,乃至於徹底尊崇為“皇考、母后(唯一的)”。於是,嘉靖帝直接下旨,命禮部官員為“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預備好祭祀的冊文,準備在當年的冬至祭祀中,將親生父母的冊文加入到歷代大明皇帝和在世的張太后所擁有的冊文內,一併以此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禮儀制度來說,正統的皇帝和皇后,才會在祭祀大典時擁有自己的冊文(在世的也有),“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說到底也才是皇帝的“本生父母”,身份、資格都不能和真正的的皇帝、皇后相比,嘉靖帝這完全是假公濟私、想要渾水摸魚,直接把本生父母抬高到正統帝后的位置。因此,群臣聞訊後,無不譁然,對嘉靖帝這種明目張膽違反宗法制度的行為義憤填膺、極度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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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譁然中,正德六年(1511年)殿試狀元、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楊慎(即致仕首輔楊廷和長子)趁機發動同年的進士,以及在京六部九卿、翰林科道、法司通政、諸司郎官等文臣共計二百二十九名,到左順門前“候旨”(其實就是要挾皇帝),請求嘉靖帝收回給本生父母授冊、陪祭的詔令(在楊慎堅持維護宗法禮儀制度的表面,其實也隱含了他不滿嘉靖帝過河拆橋、逼迫自己父親致仕,因此藉機鬧事的目的)。而在發動“左順門諫言”前,楊慎為了增加氣氛、以壯聲色,還喊出了那句流傳後世的千古名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就在今日!”

此時的嘉靖帝,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孤零零一人從安陸封地到京師來繼位的年輕王世子了,經過了三年的帝王生涯,他本來就異常成熟的政治手段更加老練狠辣,朝政大權幾乎完全操控在手(僅僅只是名義上還不敢和張太后頂牛而已)。面對以楊慎為首的一幫文臣有如兒戲般的“乞求”(其實是要挾),他雖然也表現出惱怒,但終究沒有沉不住氣、中了楊慎他們的“激將法”,而是不動聲色地先命內官傳口諭,讓左順門外的群臣先退朝,日後再議。

楊慎等人見嘉靖帝沒有正面回答自己的請求,又沒有強行趕走左順門外的同僚們,自認為皇帝是心虛、不敢過於壓制,怕因此得罪全體文臣,於是更加放肆,在左順門外繼續哭鬧,甚至用手大力拍打宮門,搞得左順門外“聲震闕庭”,有如市井菜場一般。

嘉靖帝得知文臣們在左順門外吵鬧喧譁、還拍打宮門的訊息後,立即下令,命錦衣衛將為首的幾個人——翰林學士豐熙、六科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等一一逮捕,下詔獄審問(故意沒有第一時間抓楊慎)。而楊慎見同僚被錦衣衛抓走,氣憤惱怒不已,頭昏腦漲之下不假思索,帶著剩餘的同僚們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呼喝奔走,邊走邊哭,大聲抗辯,直言皇帝拘押直臣,壓制言論,破壞宗法禮儀。當時皇宮內外的呼喊、哭泣聲此起彼伏,響徹宮廷。

嘉靖帝要的就是這個效果,當即再次派出錦衣衛力士,以“要挾君上、無人臣禮、大不敬”為由,將在左順門外鬧事的官員全部抓捕,其中四品以上的八十六人暫時停職待罪(秋後算賬),五品以下的一百三十四人則直接下獄論罪。經過內閣授權三法司會審(內閣輔臣張璁、桂萼等都是嘉靖帝心腹),給這些不顧禮法、在皇宮外鬧事的官員們做出了處罰判決——四品以上官員,停俸降職(日後都被貶斥、勒令致仕,就是滾回家吃老米飯去),五品以下官員先加以廷杖,然後革職、充軍。在執行廷杖的過程中,一共有十六人受刑不過,當場被打死。

而“左順門事件”的罪魁禍首楊慎,先是在下獄後於七月十五被廷杖一次,幾乎當場被打死,不過“死而復甦”;十天後,深恨他的嘉靖帝親自下旨,再“廷杖一次”,明顯,嘉靖帝這是要殺楊慎而後快。但最終嘉靖帝考慮到不要輕易得罪整個文官集團(楊慎是科舉狀元、在文臣中極具象徵意義,又是致仕大學士楊廷和的長子),尤其要給楊廷和麵子,所以二次廷杖後,嘉靖帝將打得半死的楊慎革職流放,充軍雲南永昌衛,永不敘用、遇赦不赦(楊慎日後被流放終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十二歲的楊慎病逝於昆明)。

在用雷霆手段徹底壓制了出頭挑事的文臣、並將話語權牢牢控制在手中之後,嘉靖帝當機立斷、在接下來的冬至大祭禮中,給生父“恭穆獻皇帝”去掉了尊號上字首的“本生”二字,直接尊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生母蔣氏則加尊號為“章聖慈仁皇太后”;剛剛薨逝的親祖母邵太后追諡為“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后”,入葬茂陵(憲宗的陵寢),和祖父憲宗皇帝合葬。在宗法儀制上,嘉靖帝的生父、生母、親祖母,都得到了正統皇帝、皇后的尊號和待遇。

另外,對於稱呼了三年“皇考”的伯父孝宗皇帝,嘉靖帝也正式在這一年改稱其為“皇伯考”,伯母張太后名義上“皇帝母后”的身份也改稱為“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從正德十六年(1521年)開始,歷時三年的君臣“大禮議”爭鬥,終於在掌握了皇權、且心志堅毅、個性穩狠的嘉靖帝的雷霆手段打擊之下,以皇帝大獲全勝、文臣們一敗塗地而告終(當然,在嘉靖帝的孫子明神宗萬曆帝那裡,文臣們又找回了場子)。

表面上,圍繞著“皇帝尊崇生父”而展開的“大禮議”交鋒,看似是宗法和禮儀制度之爭,實則卻是君權與臣權的激烈對抗、和對朝政控制權的爭奪。而原本認為會輕鬆獲得勝利的文臣們,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才知道之前被他們所輕視、疏忽的年輕皇帝心思有多深邃、意志有多堅定、手段有多嫻熟,敗在他的手下,不冤。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生父“恭穆獻皇帝”當年為興王時的側妃王氏被晉封為“皇考淑妃”(不是記載中的睿廟淑妃,此時恭穆獻皇帝還沒有加睿宗廟號),嘉靖五年(1426年),“恭穆獻皇帝”的神主(牌位)被嘉靖帝送到太廟內,不過沒有立即奉安於正殿,而是“別奉於世廟”。

十二年之後,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的生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蔣氏病重,行將離世,嘉靖帝對父母極孝,因此便預備為母親再爭取身後的榮耀,一定要讓母親以正統皇后的身份享受後世子孫的代代祭祀、永世不絕。

因此,當年九月,嘉靖帝按照大明曆代先帝的諡號儀制,為生父加諡號為“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上廟號為“睿宗”,同時改位於湖廣承天府(即興王封地安陸州)的興獻王墓(嘉靖帝即位後,一直沒給父親的墓改名)為“顯陵”,做好了將來一旦母親駕薨,則可以立即歸葬顯陵,以皇后身份和父親合葬的準備。

既然“恭穆獻皇帝”已經升級為“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具有了“睿宗”的廟號,那麼睿宗的神主就得按照禮儀制度,擺放進大明太廟正殿內,接受後世子孫的祭祀。但大明皇家的太廟,是明太祖建國登基之後,依據周禮《禮記·王制》中所記載的“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太祖)之廟而七”的制度、並稍做修改,重新制定的宗廟祭祀儀制。大明的太廟,在周禮的制度上增加了一昭一穆,於正殿之中供奉始祖、四昭四穆,共計九位神主。

到了明憲宗成化帝於天順八年(1464年)繼位時,大明太廟中正殿內的位置已經全部滿了,分別是:德祖朱百六(始祖)、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世珍、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興宗朱標被取消廟號、建文帝朱允炆無資格)、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代宗景泰帝朱祁鈺當時沒有廟號,無資格)。

二十四年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憲宗駕崩,明孝宗弘治帝繼位。憲宗的神主按照制度將奉安於太廟正殿,但此時太廟正殿內供奉的從始祖德祖朱百六開始,加上四昭四穆,至英宗朱祁鎮為止,共計九代,已經滿員了。於是,孝宗下詔給禮部及宗人府,親自解釋了宗法“遷祧”的原則:“德祖以上,祖宗莫得其世次,德祖應以周后稷例,不可祧,其餘親盡則祧。”因此,孝宗將大明始祖德祖之下,離先帝憲宗血緣關係最遠的懿祖的神主從太廟正殿中遷出,另建“祧廟”,將懿祖神主供奉其中。

之後,孝宗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武宗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先後駕崩,其神主都奉安於太廟正殿,嗣皇帝按照孝宗所做出的“遷祧”原則,將德祖之下,血緣關係最遠的熙祖、仁祖神主從正殿遷出,遷往“祧廟”和懿祖作伴,一併供奉,以騰出正殿內的位置給孝宗、武宗神主。

因此,到了嘉靖帝在位時期,大明太廟正殿內的神主位置,是:德祖朱百六(始祖)、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憲宗朱見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而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世珍的神主,已經遷往“祧廟”供奉。

嘉靖帝要做孝子,追尊其父為“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上廟號“睿宗”,如果此時將睿宗的神主放進太廟正殿內供奉,那麼之前的九位先帝神主中,就得按照懿祖朱、熙祖、仁祖的例子,被“遷祧”出正殿一位,移到“祧廟”供奉。而現有的九位神主中,德祖是大明皇室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人,孝宗皇帝有詔令“以周后稷例,不可祧”,所以可以一直供奉於正殿。太祖皇帝朱元璋則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有開國立基之赫赫功勞,自然“萬世不祧”,並穩居於正殿正中,不管後世子孫嗣皇帝的血緣有多遠,也不會“祧”到他頭上。

既然德祖、太祖的神主不能挪位置,那麼,太祖之下,距離“睿宗”血緣最遠的先帝,就是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取了大明社稷的太宗朱棣;將六世祖太宗的神主從太廟正殿中遷出,給父親“睿宗”的神主騰出位置,世宗起初的心思,就是這個樣子。

一百一十四年前,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世宗的六世祖、永樂帝朱棣在第五次北征途返回中,病逝於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熾奉遺詔繼位,即明仁宗洪熙帝。

仁宗即位後,要為父皇永樂帝追上諡號、尊號,以評價先帝的一生功業,所以仁宗召叢集臣,商議給先帝尊上何種諡號、廟號。而在廷議中,諸臣以先帝有“北征韃靼、南討安南、六下西洋、編寫永樂大典、建造京師”等文治武功,實在是武功赫赫,德業昭昭。又兼具文武全才、寬嚴並濟、榮受直言、保全功臣等聖德,一致認為要為其上“太宗”廟號,並隨後尊上諡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此後一百多年,永樂帝的廟號和諡號都是“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這一次,嘉靖帝為了要把父親睿宗的神主擺進太廟正殿內,打起了已經安放於太廟內一百多年的六世祖太宗皇帝的神主主意,準備按照“遷祧”原則,把太宗的神主遷到“祧廟”中,然後把父親睿宗的神主正大光明地擺進太廟正殿。

但太宗皇帝當年起兵靖難,歷經三年苦戰才奪取了皇位,雖然名為承襲太祖的大統,其實屬於開創基業。而他之後的仁宗、宣宗皇帝,之所以能由宗藩成為帝系,都要拜太宗所賜,即使是嘉靖帝本人,也因為是太宗的直系後裔,這才可以有資格繼位為帝。太宗的功業昭昭,後世子孫崇敬萬分,嘉靖帝當然也不例外。

但不遷祧太宗,那麼睿宗的神主就無法擺進太廟正殿,因此嘉靖帝硬著頭皮想要直接將太宗的神主遷走。可這個時候,依舊不甘心敗在皇權之下的文臣們又不幹了,他們以太宗皇帝文治武功威名赫赫、功業昭昭為名,堅決反對遷祧太宗神主,尤其太宗是“靖難”成功、奪取的大統,實同於開國皇帝一般。這樣的“開基”功勞,無論如何也不能像普通皇帝一樣,被遷祧出正殿(其實這是文臣們在“大禮議”中吃了虧,一直不服氣,總要在其他牽扯到禮制的地方爭一爭)。

其實,嘉靖帝也不想拉下臉直接將太宗的神主遷走,在大臣們的一致反對下,皇帝收回成命,決定越過太宗,在他之下尋找其他先帝神主,加以“遷祧”(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嘉靖帝最想遷祧的,就是堂兄武宗正德皇帝的神主牌位,不過這個更加不合禮法,文臣們和武宗關係再惡劣,也不會支援嘉靖帝的這個出格行為)。

但是,嘉靖帝想直接越過太宗、去遷太宗之下、其他先帝們神主的想法,又被文臣們所反對,大臣們藉口“於禮法制度不合”、“有悖於祖宗聖訓”等,對嘉靖帝的這個意見也不贊同(其實文臣們的潛在意思就是皇帝你別折騰了,睿宗的神主直接去祧廟和懿祖、熙祖、仁祖等老祖宗作伴最好)。

嘉靖帝何等聰明機敏,怎麼會不知道文臣們的小心思,不過宗廟祭拜之事屬於國家最重要、最嚴肅的大典,不能像處理“左順門事件”一樣,直接上棍子打得文臣們服氣,那樣就太沒格局了。於是,嘉靖帝一反之前自己想要將太宗皇帝的神主遷出太廟正殿的主意,於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月,用“尊崇太宗開創之功”的名義,正式將永樂帝的廟號由“太宗”升級為“成祖”,諡號也從為“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升格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改用啟、肇兩字,以示崇敬成祖開創之意),將永樂帝的身份拔高到“開創之祖”的位置,和大明始祖“德祖”、開基之祖“太祖”並駕齊驅。然後,嘉靖帝明確“成祖”與“德祖”、“太祖”一樣,都屬於“萬世不祧”之祖,永遠在太廟中擁有崇高的位置,受後世子孫代代祭祀。

在使出了“釜底抽薪”之計、將文臣們的小心思乾脆利落地反擊回去、使他們啞口無言後,嘉靖帝再接再厲,將太廟正殿中,位於“成祖”之下的五世祖、仁宗洪熙帝的神主遷往“祧廟”中奉安,和懿祖、熙祖、仁祖去作伴(仁宗也是第一位神主被遷祧出太廟正殿的正統皇帝),為將來將父親睿宗的神主送入太廟正殿供奉做好了最後一步準備。而文臣們再怎麼標榜仁宗“仁宣之治”的功勞,他也只是“守成之主”,沒有太祖、成祖那種開創基業的赫赫功勞,遷祧他的神主,文臣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宗法禮制上也沒有紕漏。嘉靖帝的“尊崇生父”目的,至此終於圓滿完成。

原先嘉靖帝預備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當年,就正式將父親睿宗的神主送入太廟正殿供奉,取代空出來的仁宗神主位置,但恰恰在這一年十二月,嘉靖帝生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蔣氏因病薨逝,嘉靖帝悲慟不已,追諡母親為“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因此供奉睿宗神主入太廟正殿之事就耽擱下來。

為了給母親辦喪事、以及千里迢迢將母親的遺體運回承天府(安陸州),和父親睿宗合葬於顯陵,嘉靖帝暫時中止了將父親睿宗的神主遷往太廟正殿的行動,睿宗神主依舊在單獨修建的“世廟”內接受供奉。此後十年,嘉靖帝沒有提出遷睿宗神主到太廟正殿,正殿內的歷代先帝神主,一直只有八個。

一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不知道是個什麼情況,嘉靖帝終於想起來自己父親的神主還沒有遷到太廟正殿,而五世祖仁宗的神主,早在十年前就和老祖宗們在“祧廟”中作伴了,提前佈置好十年的局一直也沒徹底落實。於是,嘉靖帝在這一年舉行了盛大儀式,正式把父親“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的神主從世廟內恭恭敬敬地請出來,然後供入太廟正殿內,以“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的原則(嘉靖帝心虛,不敢論世次)將睿宗神主奉於太廟德祖之左、昭四的位置,供奉的位次還在堂兄武宗皇帝神主之上(而睿宗生前,可是給武宗當了十四年的臣子)。

就這樣,在孝順兒子嘉靖帝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之下,生前一天皇帝也沒有當過、最高只是一個普通藩王的明憲宗第四子、興獻王朱佑杬,終於在身後享受到了正統皇帝的全套待遇,還進入了至高無上的太廟正殿,接受後世子孫的崇敬和膜拜,這在他生前,是萬萬不敢想到的。

明世宗嘉靖帝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駕崩,其子明穆宗隆慶帝即位後,按照祖宗所定下的遷祧規矩,將宣宗宣德帝的神主從太廟正殿遷出,改到祧廟供奉,給嘉靖帝的神主騰出了正殿中位置。此後,明穆宗隆慶帝、明神宗萬曆帝、明光宗泰昌帝、明熹宗天啟帝先後登基、駕崩,他們的神主也依照祖宗制度,被送進太廟正殿接受供奉,相對的,原先的明英宗天順帝(正統帝)、明憲宗成化帝、明孝宗弘治帝、明武宗正德帝的神主紛紛自正殿移出,遷往祧廟供奉。